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家长和教师们并不这么想，他们以成人的眼光观察和评判孩子，认为孩子应该安静，应该所谓目标专一的钻书本、求高分，其他一概不予考虑。
对孩子的评价是完全成人化，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评判对象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所以孩子会出现三种状态，一是盲目听从，变成了书呆子，长大后既没有创造力也没有生存力，完全让我们给管废了；二是表面听从，背后我行我素，与家长或教师躲猫猫，形成了双重人格；三是强烈反抗叛逆。
上述任何一种结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世上的事情也许就是这样，往往我们抓得越紧便也是抓不住，适当的放手反而就抓住了我们要抓的东西了。
对于孩子也是一样，我们越紧张、越纠结便越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反而会因我们的焦虑造成了孩子的焦虑，使事情走向反面。
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和孩子交流，打通和孩子的情感联结，充分地信任和接纳并适度的放手，也许我们就会收获一个明媚的春天。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得到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但愿陶行知先生的句话能启迪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家长和教师培养好更多的孩子，收获更多的幸福与希望
有人说，教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应该有一桶水。教师不仅要有一桶水，而且要有“自来水”、“长流水”。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师读书，其本质是充实课本知识，将学生视野由课本引向社会，拓宽学生思路，活跃学生思路，使课堂教学充满生机与活力。
同时努力尝试用多种辅导教学，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对于一名青年教师来说，读书是自己专业成长最方便、最快捷、最有效的手段。
陈远中说：我深深地折服于陶行知伟大的教育思想和精神，不由得让人赞同这样一句话：“一个没有读过陶行知的人，怎么可以在中国做教师呢！”
我也感到自己在教学中是那样的贫乏，是多么地需要读书、学习。
我对陶行知所说的“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这种“教学合一”的观点有了更深入地体会。
陶先生说，先生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它、记它，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
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之制造家，学校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厂。
第二种是先生不是教书，乃是教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身上来了。
第三种是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我认为这不仅是很高的学术价值，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何教学生学呢？就是把教与学联络起来：一方面要老师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
平时教学时，自己觉得自己教不得法。现在想来，教学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
就是以学生的“学”为中心，怎样学就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的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的慢教的慢。
以学生为主体，从学生的实际出发，不是让学生适应自己的教法，而是让教法随学生的学习实际灵活变动，也就是现在所倡导的真实的课堂，生成的课堂。
可是，近些年，我清楚地认识到，再像以前那样做课是万万不能了的，新课程要求我们随着课堂变化灵活地外理备课预案，这就要求教师有非常高的驾驭课堂的能力，有过人的教育智慧，还要有一颗尊重学生、尊重课堂、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平常心。
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
陶行知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
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
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师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的！陶行知则将“教学相长”作为他“教学合一”的重要原则之一，贯穿在他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他说：“师生本无一定的高下，教学也无十分的界限。人只知教师教授，学生学习；不晓得有的时候，教师倒从学生那里得到很多的教训”。
从广义的角度看“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他经常将自己的诗交给小朋友。
陶行知先生对教育的热爱和执着让我深受感动。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优厚的待遇，深入乡村，创办?平民学校，为那些贫苦的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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