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堂接过钱，紧紧攥在手里，对着邹队长鞠了一躬：
“谢谢邹队长，也谢谢保卫处的叔叔们，要是没有你们，我的生活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邹队长和蔼的笑了笑∶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说罢，带着一名保卫人员离开了男生宿舍，王慧堂也紧随其后，留下一屋子仍在议论纷纷的男生，以及空气中尚未散去的震惊与气愤。
邹队长连夜对章斯进行审讯，审讯室里的白炽灯亮得晃眼，空气里弥漫着一丝压抑的沉默。
面对邹队长沉稳却带着穿透力的目光，章斯起初还试图躲闪，嘴唇嗫嚅着想要辩解，但在清晰的线索和证据面前，他紧绷的肩膀渐渐垮了下来，最终垂着头供认不讳。
原来章斯不仅仅只偷了浩宇和王慧堂的钱，自去年入学以来，他就借着午休、课间同学离开座位的间隙，先后在教室、宿舍偷窃过多起。
只不过每次下手都格外“谨慎”，金额大多在一块至十块之间，有时是同学随手放在桌面的零钱，有时是丢在宿舍床头的饭票，数额小到让人即便发现失窃，也多半以为是自己不小心弄丢了，所以始终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可就是这一次次无人察觉的得手，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湖里，在他心里漾开了“侥幸”的涟漪，渐渐助长了他的胆量。
他在供述里坦言，自己之所以一次又一次把手伸向别人的口袋，说到底就是心底的贪欲在作祟——看到同桌每天早上吃着热腾腾的肉包和油条，他馋得慌；瞧见前桌穿崭新的运动鞋在篮球场上奔跑，他心里又酸又痒，总想和身边的人攀比，想拥有和他们一样的“体面”，却忘了这些东西本该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俗话说，常走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之前就是因为太贪心，一下子偷走浩宇900块，所以让浩宇非常恼火，如果他少拿一点，或许浩宇根本不会放在心上，如今又偷了王慧堂的300多块钱，这才导致东窗事发！
看着邹队长手里记录的每一笔偷窃事实，章斯的脸涨得通红，眼眶也泛了红，一个劲儿地说“我错了”“我真的后悔了”，可世上哪有后悔药，他犯下的错，终究要自己承担后果。
次日一早，校领导在办公室里听完邹队长和辅导员的汇报，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斟酌片刻后，几位领导交换了眼神，最终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将章斯开除的决定。
考虑到章斯还是个大二学生，也顾及学校的名声，校领导并没有公开他多次偷盗的事情，也没有按照规定把他交给派出所处理，只是私下找章斯谈话，以“劝退”的形式，让他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离开学校。
另一边，邹队长也将此前从章斯身上搜来的剩余现金285.5元，以及一块章斯用偷来的钱买的女式手表一并转交给浩宇，算是弥补他失窃的部分损失。
浩宇接过邹队长递来的钱和那块被王慧堂戴过的手表，捏着纸币的指尖微微用力，心里真是五味杂陈。
他之前虽气章斯偷钱，却也没料到事情最后会闹到让章斯被开除的地步，可转念一想，章斯一次次偷窃时的贪得无厌，肆无忌惮，又让他觉得对方实在不值得同情。
他默默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偷了自己900块钱，之前章斯还了自己256元，加上这次的285.5元和这块手表，算下来，短短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章斯居然花掉了两百多块——这可是普通学生几个月的生活费，可章斯花别人的钱时，却一点也不知道心疼，这份理所当然的挥霍，比偷窃本身更让他觉得可恶！
浩宇低头看着手中那块小巧的女式手表，本想等下次和王慧堂碰面时，把这块手表送给王慧堂，可指尖刚碰到表带，又忽然顿住了——要是送表给她，会不会让王慧堂误会自己有别的意思？他轻轻叹了口气，把手表揣进了口袋，心里暗自琢磨：
“还是等到寒假的时候去陆家村吧，把手表送给干妹妹周帆，顺便再给干爷爷买一块手表，这样一来既合情理，又不会引起误会，多顺理成章！”
校园外的柏油路上，章斯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行囊，像只丧家之犬般低着头快步走着，背上的行李沉甸甸的，压得他肩膀生疼，里面只有几件皱巴巴的换洗衣物和随身物品。
他埋着头，额前的碎发遮住了大半张脸，脚步飞快地往街角的人流里钻，眼睛还时不时警惕地瞟向身后的校门口，生怕撞见熟悉的同学——毕竟是被劝退的，要是被人看见这副落魄模样，指不定要被议论多久，那可就更丢人了。
他攥紧了行囊的背带，心里满是憋屈：回老家？他压根没脸回去，父母在村里向来好面子，要是知道他被学校劝退，指不定要被左邻右舍戳脊梁骨，他不能再给父母添堵。
忽然，他想起前几天看报纸上说深城到处都是机遇，就算没文凭，只要肯下力气，也能混出个样子来。这个念头像颗火星，瞬间点燃了他灰暗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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