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淅淅沥沥的下，在群山之间，水汽拉起一道道飘动的、白色的、恐怖的雾，恰好把每个山头的连接处，填充得严严实实。
江忠信打开大灯、双闪灯，雨刮器，将皮卡车硬生生地向白雾犁去。
右边是一条小河，小河浑浊的水，流到悬崖处，惟有舍身跳下，发出连续不断的惨叫声。
叶依奎说：“江哥，你朝左边的山路拐进去，大约八十米，有一处停车和倒车的地方。前面还有三公里，只能步行。”
说来就怪，江忠信停好车，雨居然停了。
四个大男人，换上雨衣，雨靴，叶依奎提着砍刀开路，向警虎、隆上士，拿着尖镐、尖铲、锯子，江忠则提着快餐盒、饮用水，跟在后面。
这条山路，原来应该是日本人修的沙石公路，雨水冲刷，泥石流、倒在路上的树木、九年来长出的杂草，快把砂子公路封闭了。
左边是山坡，山坡的低凹处，浑黄的山水，久久为功，已经将公路冲断了数十处。
把横在公路的树木，锯成若干段，架桥，又用了工作任务。
叶圣依奎说：“只要行人能勉强通过，尽量少费力气，反正以后要系统重修。”
沙石公路，一直斜斜的往一处山坳上爬去。
山坳处，却是乱石丛。乱石丛的空隙处，长着一根根带着尖刺的长藤，长藤的下方，露出地面根块，像三五个紫色的红薯，紧紧拥抱在一起。
叶依奎一刀砍在根块上，说：“这是薯莨，根块有毒，不能吃。薯莨的计液，是红色的，遇水则变成黑色。老古板人，正是把薯莨汁，当作染料。民国十六年，我只有五岁，我母亲死了，父亲管我的事，我只好住在邻居枳壳大爷爷家里。那一年，我的家乡，遭了蝗灾，种的粮食，颗粒无收。我二爷爷陈皮，不晓得从哪里挖回来几十斤薯莨，我大爷爷、大奶奶、我二爷爷、二奶奶试着吃，唯独不给我吃。我哀求大奶奶，大奶奶，慈菇大奶奶，让我吃了一口吧，孙子我，实在是太饿了。我大奶奶说，孙子啊，不是我们不给你吃呀，这东西，有毒呀，我们只是试着吃一点点呢。我说，大奶奶，让我试吃一点点吧。我大奶奶说，我们准备将薯莨洗干净后，切成片，放在锅子里蒸熟，将毒素蒸出来，才给你吃呀。”
“蒸熟了的薯莨，依然还有毒。我大奶奶，每天只给我吃三片。每次吃一片，我的肚子，要痛一小时，没办法，要活命，只能吃哟。”
出了豁口，再往前走三百米，便是原成酒庄的葡萄园。
荒芜了九个年头的葡萄园内，肉眼望去，已经落叶的葡萄藤，不晓得躲在哪个树丛中。
叶依奎半年前来过一次，但也找不到入园的道路，只好带着向警虎、江忠信、欧上士，挥刀砍出一条小道。
不防，叶依奎的砍刀，砍在一块石碑上。四个人手忙脚乱，砍的砍，铲的铲，挖的挖，将石碑清理出来。
石碑是一块小坟碑，坟埤上，简单地刻着两行字。第一行中间的大字，孙原成之墓；第二行小字，孙原因立。
向警虎说：“阿奎弟弟，这里还有一块坟碑。”
叶依奎把茅草踩在脚下，过去一看，中间的大字，孙原因之墓；右边的小字，孙原果立。
江忠信说：“兄弟们，再不吃，卤肉饭便冷了。”
四兄弟，匆匆忙忙吃完盒饭，坐下来休息，聊天。
隆上士说：“传说这座葡萄园，是日本人自一八九五年，开垦种植的，而坟墓的字’为什么是中国人的名字？”
叶依奎说：“花莲县的刘博文县长，他告诉我，这个原成酒庄，确实是日本人办的，但一直找不到创办人的后代。找不到创办人的后人，我们无法承租，或者购买。你们听我分柯，第一块墓碑，中间写着孙成原的名字，与成原酒庄，有两个字相同，但日本人没有姓孙的姓氏呀。”
江忠信说：“或许用的是化名，或许是日本人投降之后，重新改立的墓碑。”
叶依奎说：“依我中国人的习俗，子孙三人，共姓是百分之百的肯定的，共名是相当忌讳的。孙原成，孙原因，孙原果，看上去，是三兄弟，但在日本，可能就是三代人。江哥所说，他们用的化名，这种可能性，是不成立的，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整整五十年，台湾一直被日本侵略者统治者，他们根本不需要用化名。第二种可能性，是基本成立的。但万千个姓名，为什么他们要取孙呢。”
江忠信说：“哎哟，我们赶紧回去，问我老婆忆莲。她做个周至柔的翻译官，应该知道一点情况。”
开车回到彰化县仲北港乡，已是下午六点，天空中又下起了大雨。
讧忠信问老婆忆莲：“你知不知道，日本人有不有姓孙的姓氏吗？”
忆莲说：“没有这个姓氏，除非华裔日籍人，韩裔日籍人。”
等到四个男人洗完澡，林姐大叫着开餐。
叶依奎洗完澡，刮完胡子，穿上白衬衣，外加上一套休闲套装，除了脸上有几十粒白麻子外，算得上英姿勃发的中年肌肉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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