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今的“金耳朵”蒋小海，也不过是糖化车间里的一名普通工人。当淀粉糖化进入第四天时，他察觉到缸内的声音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恰巧此时，王凤山教授带领团队前来检测缸体内淀粉的糖化程度。检测完毕后，王教授宣布：“糖化已经完成，可以进行下一道工序了。”
在王凤山的指导下，糖化车间的工人们立刻忙碌起来。糖化完成的淀粉接下来需要榨汁和提纯，以去除杂质。基地之所以选择这门技术，而非后世大多数糖厂所采用的酶解法制糖，正是看中了其在工业上的简便性。
整个生产过程无需任何超越这个时代的机械技术，不需要离心机，不需要无菌车间，甚至连榨糖的工具都可以通过改造榨油工具来使用。在一切生产都力求从简的情况下，糖浆的生产成本被压缩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低水平。
要知道，1960年的美国还在使用酸法制糖来生产玉米糖浆，他们依靠的是国内丰富的玉米产量来降低原料成本。但早期的酸法制糖成本并不低，首先需要精制过的木薯淀粉或玉米淀粉作为原料，其次对容器的要求极高，所有设备都必须耐酸，这使得设备成本居高不下。而且生产过程中还需消耗大量电力，糖类转化率也仅有90%。因此，当60年代酶法制糖出现后，迅速取代了酸法制糖。
相较之下，生物制糖法的成本实在太低了，唯一的不足之处在于效率略逊于酶解制糖。后世的酶解制糖法转化率可高达99%，而生物制糖法只能达到95%。但考虑到其效费比，这点差距完全可以接受。
当第一缸糖化淀粉榨汁提纯，转化为糖浆后，陈金生看着那清亮的糖浆从出料口流入容器，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在场的所有工人也都激动地鼓掌，尤其是糖化车间的工人们。在他们看来，制糖本应依靠甜菜或甘蔗，谁曾想淀粉也能变糖？
第一个容器装满后，王凤山取来勺子，往水桶里舀入数勺糖浆，再让工人们加入热水，一桶糖水便调制而成。他先给陈金生送上一杯，陈金生尝了一口，忍不住大声赞叹：“真甜！”随后，张西北等领导和工厂工人都分到了一杯糖水。
“太甜了！”张西北忍不住赞叹。工人蒋小海小心翼翼地接过水杯，生怕洒出一滴糖水。在他眼中，哪怕是一滴糖水的浪费都是不可接受的。他眯眼喝了一口，一股沁人心脾的甜味从口腔滑入胸腹，在那一瞬间，他仿佛产生了一种幻觉，感觉自己喝的不是糖水，而是一壶烈酒，因为胸腹间似乎有一团火在燃烧。
他端详着手中的水杯，忍不住问分糖水的年轻学生：“这糖浆我们普通人也能买到吗？”年轻学生思索片刻后回答：“将来肯定能买到，我们会满足一部分外贸订单和军工订单，当然还有一部分会留给民用。”
“太好了，真甜。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东西了。”蒋小海看着手中的水杯，喃喃自语：“我能带回去给我孩子喝吗？”年轻学生最近几天一直在车间里和蒋小海搭档，蒋小海是个非常踏实肯干的人，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总会虚心请教，哪怕对方是个只有二十岁、年龄小到能当他孩子的年轻学生，他也一口一个“师傅”地教着。这让很多学生都感到不好意思，也更加努力地将技术传授给他。
年轻学生从身上取下一个配发的水壶，将自己水杯里的糖水都倒了进去。“来，蒋师傅，带回去给孩子和嫂子喝。”“这……使不得，使不得!”蒋小海想也没想就要推辞，因为在黑龙江，人均供糖量仅一百克左右，如此甜蜜的东西，大家都不曾尝过，他怎么好意思收呢？
但年轻学生坚持将水壶塞进蒋小海手中：“拿着，蒋师傅，一壶糖水而已。带回去，让家里人都尝尝。”“你在做一个全中国最甜蜜的事业啊。你收下我这壶糖水以后是要还的。”蒋小海看着年轻学生：“还多少？”年轻学生笑着说：“蒋师傅，你和你的同事们一定要建成全亚洲最大的一个糖厂啊。以后你就还我一个亚洲第一的糖厂吧！让全中国人都能吃上糖，就拜托给你和你的同事们了。”
蒋小海的推辞声停了，他紧紧握着水壶，然后重重地点头道：“好！”不知为何，蒋小海觉得自己身上仿佛有了一种责任感，一种要对全国人民吃堂负责的责任感。
年轻学生的话并未刻意压低声音，周围很多人都听见了，包括陈金生和张西北厂长。
张西北默默握拳，亚洲第一糖厂，亚洲第一，让全国人民都有糖吃。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他，忽然感觉自己心中燃起了一团新的火焰。
当蒋小海带着水壶回家时，儿子蒋一弘也刚好放学归来。蒋一弘是他的骄傲，这孩子聪明好学，家里再贫困，蒋小海也从未中断过蒋一弘的学费。如今，蒋一弘已是高中最后一年，老师说他有很大机会考入哈工大。
蒋小海将带回家的糖水分给媳妇和儿子喝时，两人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好甜啊！老蒋，你从哪弄来的糖水啊？”媳妇盯着蒋小海问。儿子蒋一弘也说：“老爸，你不会把钱都拿去买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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