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本人笃信道教,忙于“大礼仪”之争和玄修,对西域边事更是漠不关心。
至此,明朝失去了经营西域的最后桥头堡,势力全面退回嘉峪关以内。
到了万历朝及以后,明朝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庞大的军费开支(如“万历三大征”)、辽东后金的崛起,以及内部愈演愈烈的农民起义,彻底榨干了帝国的国库。
朝廷连维持辽东和内地战事都已左支右绌,根本无力也无意再顾及西域。
嘉峪关,这座“天下第一雄关”,其意义从一个开放进取的象征,彻底蜕变为隔绝内外、被动防御的“铁门”。
曾经响彻西域的明军号角,被关外呼啸的风沙所取代。
广袤的西域大地,权力真空迅速被叶尔羌汗国、以及后来崛起的准噶尔汗国所填充。
明朝与中亚的直接联系被完全切断,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彻底阻塞。
当魏渊在永熙年间重新审视西域舆图时,他看到的是一片已经脱离中原王朝掌控近一个半世纪的土地。
那里,蒙古铁骑的蹄印取代了汉家使节的旌节,中亚的伊斯兰文化覆盖了曾经的汉唐遗迹。
明朝中后期的战略短视与国力衰颓,不仅让帝国失去了广袤的疆域和战略缓冲,更让华夏文明向西的辐射力戛然而止。这段失控的历史,正是魏渊决心必须扭转的沉痛教训。
永熙六年的初春,皇家内阁议政厅内,暖炉驱散了最后一丝寒意,巨大的红木圆桌旁,帝国的权力核心齐聚一堂。
魏渊端坐元辅之位,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心腹:次辅孙传庭、三辅洪承畴,以及群辅魏明、朱以海、郑成功、李岩、黄轩、秦牧阳、杨寅。没有过多的寒暄与铺垫,他直接切入正题,声音沉稳而清晰:
“诸位,内政稍安,筋骨渐舒。然卧榻之侧,虎狼环伺,尤在西陲。昔日汉唐旧疆,商路古道,隔绝久矣。朝廷之威,不可止于嘉峪关。”
他略微停顿,让话语中的分量被充分感知,继而抛出了核心决策:
“所以,我决定,将亲往西陲一行,实地勘察情势,以定方略。”
厅内出现了片刻的寂静,但并非源于惊愕。
在座的群辅们,无论是孙传庭这样的老成谋国之士,还是郑成功这般锐意进取的将领,脸上都并未露出太多意外的神色。
他们太了解魏渊了,在无数次的深夜密谈、战略推演中,魏渊“开疆拓土,重连西域”的宏愿早已深入人心。
他们深知,这位带领大明从废墟中站起的掌舵人,其目光从未真正局限于关内。如今朝廷财政好转,新军初成,正是将蓝图付诸实践之时。
魏渊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欣慰,继续部署:
“这次西行,需隐秘为之,对外我将宣称休假静养。朝中大小政务,皆由次辅传庭兄全权处置,依《宪纲》而行,遇不决之事,可飞马报我。”
孙传庭闻言,立刻起身,肃然拱手:
“元辅放心,传庭必恪尽职守,稳定朝局,以待元辅西巡佳音。”
他的语气坚定,没有丝毫犹豫,彰显着多年的信任与默契。
“好!”
魏渊点头,目光转向负责军事和情报的几位,
“成功,你的海军需加强东南巡弋,吸引各方注意,特别是台湾方向,尽快对那些荷兰人下达最后通牒,如若不走,那就武力收台!杨寅,西行一路之耳目安全,交由你的系统负责,沿途势力动向,务必清晰。”
“遵命!”
郑成功与杨寅齐声应诺。
负责经济的黄轩补充道:
“元辅,通往西域的商路前期调研与物资储备,商会已着手进行,定不误事。”
看着麾下这群文武干才,魏渊心中豪气顿生。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远征,而是整个革新后的大明帝国,蓄势待发的西向宣言。
“既然如此,诸公各司其职。待我归来之日,便是大明旌旗西指之时!”
会议结束,众人离去时,眼中大多闪烁着期待与振奋的光芒。他们知道,元辅的这次“西行”,将不再是简单的巡视,而是一场注定要改变帝国版图与命运的战略前奏。
一个比洪武、永乐更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正在魏渊的脚下,缓缓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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