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本人笃信道教，忙于“大礼仪”之争和玄修，对西域边事更是漠不关心。
至此，明朝失去了经营西域的最后桥头堡，势力全面退回嘉峪关以内。
到了万历朝及以后，明朝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庞大的军费开支（如“万历三大征”）、辽东后金的崛起，以及内部愈演愈烈的农民起义，彻底榨干了帝国的国库。
朝廷连维持辽东和内地战事都已左支右绌，根本无力也无意再顾及西域。
嘉峪关，这座“天下第一雄关”，其意义从一个开放进取的象征，彻底蜕变为隔绝内外、被动防御的“铁门”。
曾经响彻西域的明军号角，被关外呼啸的风沙所取代。
广袤的西域大地，权力真空迅速被叶尔羌汗国、以及后来崛起的准噶尔汗国所填充。
明朝与中亚的直接联系被完全切断，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彻底阻塞。
当魏渊在永熙年间重新审视西域舆图时，他看到的是一片已经脱离中原王朝掌控近一个半世纪的土地。
那里，蒙古铁骑的蹄印取代了汉家使节的旌节，中亚的伊斯兰文化覆盖了曾经的汉唐遗迹。
明朝中后期的战略短视与国力衰颓，不仅让帝国失去了广袤的疆域和战略缓冲，更让华夏文明向西的辐射力戛然而止。这段失控的历史，正是魏渊决心必须扭转的沉痛教训。
永熙六年的初春，皇家内阁议政厅内，暖炉驱散了最后一丝寒意，巨大的红木圆桌旁，帝国的权力核心齐聚一堂。
魏渊端坐元辅之位，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心腹：次辅孙传庭、三辅洪承畴，以及群辅魏明、朱以海、郑成功、李岩、黄轩、秦牧阳、杨寅。没有过多的寒暄与铺垫，他直接切入正题，声音沉稳而清晰：
“诸位，内政稍安，筋骨渐舒。然卧榻之侧，虎狼环伺，尤在西陲。昔日汉唐旧疆，商路古道，隔绝久矣。朝廷之威，不可止于嘉峪关。”
他略微停顿，让话语中的分量被充分感知，继而抛出了核心决策：
“所以，我决定，将亲往西陲一行，实地勘察情势，以定方略。”
厅内出现了片刻的寂静，但并非源于惊愕。
在座的群辅们，无论是孙传庭这样的老成谋国之士，还是郑成功这般锐意进取的将领，脸上都并未露出太多意外的神色。
他们太了解魏渊了，在无数次的深夜密谈、战略推演中，魏渊“开疆拓土，重连西域”的宏愿早已深入人心。
他们深知，这位带领大明从废墟中站起的掌舵人，其目光从未真正局限于关内。如今朝廷财政好转，新军初成，正是将蓝图付诸实践之时。
魏渊将众人的反应尽收眼底，心中欣慰，继续部署：
“这次西行，需隐秘为之，对外我将宣称休假静养。朝中大小政务，皆由次辅传庭兄全权处置，依《宪纲》而行，遇不决之事，可飞马报我。”
孙传庭闻言，立刻起身，肃然拱手：
“元辅放心，传庭必恪尽职守，稳定朝局，以待元辅西巡佳音。”
他的语气坚定，没有丝毫犹豫，彰显着多年的信任与默契。
“好！”
魏渊点头，目光转向负责军事和情报的几位，
“成功，你的海军需加强东南巡弋，吸引各方注意，特别是台湾方向，尽快对那些荷兰人下达最后通牒，如若不走，那就武力收台！杨寅，西行一路之耳目安全，交由你的系统负责，沿途势力动向，务必清晰。”
“遵命！”
郑成功与杨寅齐声应诺。
负责经济的黄轩补充道：
“元辅，通往西域的商路前期调研与物资储备，商会已着手进行，定不误事。”
看着麾下这群文武干才，魏渊心中豪气顿生。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远征，而是整个革新后的大明帝国，蓄势待发的西向宣言。
“既然如此，诸公各司其职。待我归来之日，便是大明旌旗西指之时！”
会议结束，众人离去时，眼中大多闪烁着期待与振奋的光芒。他们知道，元辅的这次“西行”，将不再是简单的巡视，而是一场注定要改变帝国版图与命运的战略前奏。
一个比洪武、永乐更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正在魏渊的脚下，缓缓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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