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熙六年，经过三年休养生息，大明帝国如同一个从重病中痊愈的巨人，开始重新舒展筋骨。
内政初步理顺，军事改革初见成效，魏渊的目光，终于越过嘉峪关，投向了广袤而动荡的帝国西垂。
他深知，内安之外，必求外攘，有些历史遗留问题与潜在威胁，必须在他这一代解决，才能为华夏后世打下一个稳固的战略基础。
他的视线首先聚焦于青海地区。
这片土地此刻正主要由和硕特蒙古汗国实际控制。
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即瓦剌）四部之一，在其杰出领袖固始汗的率领下，于崇祯十年（1637年）左右自新疆南下，击败了原本盘踞于此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占据了青海草原。
固始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他不仅掌控了青海，更将其影响力深深植入了西藏事务。
目光再向西南，便是西藏。
此时的雪域高原，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时期。
藏巴汗政权（第悉藏巴）在固始汗的军事打击下已于数年前覆灭，和硕特蒙古人成为了西藏新的世俗统治者，固始汗本人坐镇日喀则，掌握了最高权力。
然而，西藏的宗教格局极为复杂，格鲁派（黄教）在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的领导下正值鼎盛，与固始汗结成了稳固的政教联盟，以对抗其他教派和世俗势力。
位于拉萨的布达拉宫正在五世达赖喇嘛的主持下进行大规模扩建，象征着格鲁派权力的上升。
可以说，西藏正处于一个“蒙藏共治”，世俗权力（和硕特汗王）与宗教权力（格鲁派达赖喇嘛）并存的局面。
将视野转向更遥远的西北，那是曾经的西域。
这里则是卫拉特蒙古其他诸部的天下。
其中，以准噶尔部最为强盛，正在其雄主巴图尔珐台吉的领导下迅速崛起，整合各部，势力范围以伊犁河谷为中心，囊括了天山以北的广阔区域。
而天山以南的传统绿洲农业区，则由叶尔羌汗国统治，这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国后裔建立的政权，但其国势已衰，内部矛盾丛生，正面临着来自北方准噶尔部的巨大压力。
再往西，是强大的哈萨克汗国，其与准噶尔部为争夺牧场和贸易路线，冲突不断。
更遥远的中亚腹地，此时则是诸汗国并立的局面。
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等政权控制着河中地区，而南方的莫卧儿帝国正处在沙贾汉统治末期，虽显颓势，但依旧体量庞大。
在魏渊的案头，来自军情司的报告清晰地勾勒出西垂的危局：一个以和硕特蒙古控制青藏、准噶尔蒙古虎视西域为特征的，全新的、强大的“蒙古势力圈”正在形成。
他们虽非铁板一块，但任何一方崛起，都可能重现当年蒙元南下牧马的威胁。
尤其是正在高速整合、扩张欲望强烈的准噶尔部，在魏渊看来，其未来必成心腹大患。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魏渊凝视着巨大的西域舆图，手指重重地点在标着“准噶尔”和“和硕特”的区域上。
他知道，大明若想真正中兴，不再重蹈“困守长城”的覆辙，就必须主动西向，重新打通并牢牢掌控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战略走廊，将帝国的边疆推进到一个足以保障中原腹地安全的天然界线。
一场关乎国运的西进战略，已在魏渊心中酝酿成型。
明朝中后期，曾经短暂复现的汉家王朝对西域的经略荣光，如同河西走廊尽头的落日般，不可挽回地沉入黑暗。
朝廷对西域的管理，经历了一个从积极进取到全面收缩，直至最终失控的漫长过程。
明初，尤其是永乐年间，凭借强大的国力，明帝国曾一度重建了在中亚的影响力。
明成祖朱棣派遣陈诚多次出使西域，招抚诸国，并在哈密、吐鲁番等地设立哈密卫等羁縻卫所，构建了一个以朝贡贸易为纽带，以军事卫所为支点的松散统治体系。
这一时期，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别失八里等，皆遣使来朝，奉大明为宗主，丝绸之路也曾短暂重现商旅不绝的盛况。
然而，这套体系的维系极度依赖帝国的军事威慑和经济实力。自仁宗、宣宗以来，明朝的国防战略逐步转向保守，固守长城一线的“九边”防御体系成为重心，对遥远的西域则失去了开拓和维持的兴趣与财力。
朝廷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内部的党争、财政危机以及东南的“倭患”。
西域，这片被视为“耗钱耗力”的化外之地，其战略重要性在朝堂之上被严重低估。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正德、嘉靖年间。
此时，东察合台汗国后裔建立的叶尔羌汗国日益强大，而蒙古瓦剌（卫拉特）各部也持续西迁，挤压着明朝的生存空间。
正德八年（1513年），吐鲁番速檀满速儿攻陷哈密，明朝苦心经营的哈密卫名存实亡。
尽管嘉靖初期，朝廷内部曾有“复哈密”之议，但最终在杨廷和等主政大臣“疲中国以事外夷，非计也”的论调下，收复行动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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