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战前的平静与暗流：南宋的麻痹与元朝的准备
面对元军的步步紧逼，南宋朝廷却沉醉于“鄂州大捷”（1259年蒙哥汗战死钓鱼城）的侥幸。宋理宗宠信贾似道，任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总揽朝政。贾似道为巩固权位，一方面“粉饰太平”，在临安“半闲堂”与姬妾斗蟋蟀；另一方面挪用荆襄军费修建私宅，“襄樊之饷，尽入私囊”（《宋史·贾似道传》）。
前线将领的奏报被贾似道“匿不以闻”（《宋史·贾似道传》）。咸淳五年（1269年），襄阳守将吕文焕派使者向朝廷求援，称“围城日久，粮尽援绝”，贾似道却将奏疏“寝而不报”。直至咸淳六年（1270年），襄阳守军“人相食，米斗五千钱”（《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吕文焕“日泣，目尽肿”（《宋史·吕文焕传》），宋廷仍未派一兵一卒。
元军则利用这段时间完成战略部署。1267年秋，阿术率军渡汉水，攻占白河口、鹿门山，切断了襄阳与陆路的联系；1268年冬，刘整率“汉军”在汉水北岸修筑“一字城”，将襄阳与樊城分割包围；1269年春，元军又在汉水中流“筑实心台”，架设回回炮，“可直击襄阳城楼”（《元史·阿术传》）。至此，襄樊陷入“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绝境。
第二章 围城危局：襄樊之战的全程博弈
2.1 第一阶段（1267-1269）：元军合围，襄樊孤立
咸淳三年（1267年）九月，阿术率元军主力抵达襄阳城下。他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派骑兵“日巡于外，夜宿于营”，切断襄阳与外界的信息传递；派水军“沿汉水上下，往来如飞”，拦截宋军粮船。
襄阳守军试图突围，却屡遭挫败。咸淳四年（1268年）春，吕文焕率五千骑兵出城，欲打通与郢州（今湖北钟祥）的联系，却在“万山”（今湖北襄阳西）遭遇元军伏兵。宋军“马踬，人坠崖，死者过半”（《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突围失败。
南宋朝廷终于意识到危机。咸淳四年（1268年）十月，宋度宗下诏“发诸路兵援襄阳”，但贾似道以“兵贵神速”为由，拒绝调用“殿前司”精锐，仅派“殿前指挥使”范文虎率“新募市兵”前往。范文虎“性骄悍，不习军事”（《宋史·范文虎传》），率十万大军至襄阳外围，却“日与妓乐，不问军情”（《癸辛杂识·后集》），最终“师久无功，狼狈而还”（《宋史·贾似道传》）。
2.2 第二阶段（1270-1271）：粮尽援绝，樊城先陷
咸淳五年（1269年）冬，元军“一字城”完工，襄阳被彻底分割为“孤岛”。刘整趁机向阿术献策：“襄阳之守，恃有樊城。若先取樊城，则襄阳不攻自破。”（《元史·刘整传》） 1270年正月，元军集中火力猛攻樊城。
樊城位于汉水北岸，与襄阳隔江相望，城墙“高倍于襄阳”，但因“守将范天顺、牛富与吕文焕有隙”（《宋史·范天顺传》），内部矛盾重重。元军“以回回炮击其西门，城垣崩裂”（《元史·阿术传》），又派“汉军”乘夜登城，“斩关而入”（《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范天顺“率死士巷战，身被十余创，犹骂贼不绝口，遂自缢死”（《宋史·范天顺传》）；牛富“率残兵突围，至浮桥，桥断，赴火死”（《宋史·牛富传》）。
樊城陷落的消息传至襄阳，守军“士气崩溃，哭声震天”（《襄阳守城录》）。吕文焕“登城四望，但见汉水尽赤，浮尸蔽江”（《元史·世祖纪》），悲痛欲绝。更致命的是，樊城失守后，元军切断了襄阳的“陆路粮道”，仅剩的“汉水粮道”也被元军水军封锁。襄阳守军“粮尽，人相食，析骸而炊”（《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吕文焕“日抱其子泣，谓‘汝不能为赵氏鬼乎？’”（《宋季三朝政要》卷三）。
2.3 第三阶段（1272-1273）：襄阳投降，宋元易代关键
咸淳八年（1272年）春，元世祖忽必烈增派“伯颜、史天泽”率军增援，襄樊前线元军增至30万。伯颜采纳“先取樊城，再逼襄阳”的策略，命“张弘范率舟师截汉水，李庭率步兵攻西门”（《元史·伯颜传》）。
襄阳守军已至“人无固志”。吕文焕“遍历城上，见士卒面无人色，儿童啼饥，老妇泣血”（《元史·吕文焕传》），内心动摇。是年十一月，元军“回回炮”集中轰击襄阳南门，“城楼倾圮，矢石如雨”（《续资治通鉴》卷一八四）。吕文焕“知不可守，乃遣其子吕师夔诣伯颜请降”（《宋史·吕文焕传》）。
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吕文焕开襄阳城门，率文武官员“肉袒牵羊”（古代投降仪式）出降。元军入城后，“封府库，收兵器，释胁从”（《元史·世祖纪》），襄阳正式纳入元朝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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