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5年，金灭辽后南侵；1126年，金军围困汴京（靖康之变）；1127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人生轨迹。
3.1 铁蹄南下：盛世崩塌的“惊梦”
靖康之变的消息传到青州时，李清照正与赵明诚整理《金石录》。她在《金石录后序》中痛述：“建炎元年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为了保存金石文物，她不得不放弃大部分家当，仅带十五车书籍、拓片南下。
南渡途中，李清照经历了生平最艰险的时刻：“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金石录后序》）她目睹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也见证了“中原板荡，衣冠南渡”的离乱。此时的她，不再是青州归来堂中吟诗作词的闺秀，而是一位背负文化使命的“守护者”。
3.2 金石散佚：文化瑰宝的“烟消云散”
赵明诚抵达江宁（今南京）后，任江宁知府。但仅一年后（1129年），赵明诚便因“缒城宵遁”（弃城逃跑）被罢官，不久病逝于建康。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明诚）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丈夫的猝死，让她失去精神支柱；更致命的是，她押运的金石文物在兵乱中屡遭劫掠——“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
半生心血毁于一旦，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悲叹：“呜呼！楚弓楚得，岂若是乎？求书之难，而着录之不易，可不慎欤！”这场“金石劫”，不仅是个人收藏的毁灭，更是宋代文化的重大损失——《金石录》中收录的一千九百余篇金石铭文，许多就此失传。
四、漂泊孤影：南宋初年的“词心泣血”
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孤苦无依，又逢乱世，文物散佚，生活艰难。此时的她，不仅要面对生存压力，更要承受舆论的审判。
4.1 再嫁风波：生存困境中的“世俗枷锁”
1132年，李清照因“避乱”再嫁张汝舟。这段婚姻仅维持百日，便因张汝舟贪图其金石文物、甚至“妄增举数”（科举舞弊）而破裂。李清照状告张汝舟，虽最终离婚（宋代法律允许妻子告发丈夫，但需服刑两年），却陷入“再嫁再离”的舆论漩涡。
当时的理学家如朱熹等，借此事攻击李清照“不守妇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上綦崈礼，叙其冤。”这场风波，暴露了南宋初年女性在婚姻与生存中的困境——她们既无财产权，也无离婚自由，即便才名远播，仍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
4.2 晚年词境：从“婉约”到“沉郁”的蜕变
南渡后的词作，是李清照文学成就的高峰。经历了国破、家亡、夫死、再嫁的打击，她的词风从早期的明丽转为沉郁，情感更显苍凉。
《声声慢·寻寻觅觅》是其代表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全词以十四个叠字开篇，将孤独、哀痛、漂泊之感推向极致。这种“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的手法，正是她提出的“易安体”的典型特征——语言自然流畅，却意境深远。
其他名篇如《永遇乐·落日熔金》：“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通过今昔对比，写尽南渡前后的沧桑；《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则以“舟载不动愁”的意象，将抽象的愁绪具象化，词境更显深邃。
五、词宗永耀：乱世中的“文化丰碑”
李清照的一生，是“才女”的一生，更是“乱世飘零者”的一生。她以词为舟，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记录悲欢；以心为灯，在文化的星空中点亮女性的光芒。
5.1 文学成就：婉约词的“集大成者”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的理论（《词论》），强调词与诗的区别，主张词需“协律”“尚故实”“主情致”。她的创作完美践行了这一理论：语言上，善用口语化的“易安体”（如“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自然流畅却意境深远；情感上，将个人悲欢融入时代洪流，既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迈，又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细腻，刚柔并济。
清代学者李调元在《雨村词话》中评：“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她不仅是宋代婉约词的代表，更被现代学者叶嘉莹称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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