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星照人间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贬居儋州（今海南）的苏轼遇赦北归，途经润州（今镇江）时，登临金山寺。面对长江浩荡，他提笔写下“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二十八字，道尽一生漂泊，却也藏着最从容的自嘲——所谓“功业”，竟是三次贬谪的荒诞印记；而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东坡全集》，那些“大江东去”的豪迈、“十年生死”的深情、“日啖荔枝”的豁达，仍在叩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词文书画皆登峰造极；作为北宋政治舞台上的“不合时宜者”，他从中央到地方，从繁华京都到天涯海角，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命运颠簸。他的生命轨迹，既是个体才华与时代洪流的激烈碰撞，也是中国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精神的极致诠释。
一、少年才俊：眉山苏氏的“天纵奇才”
苏轼的崛起，始于一个“耕读传家”的文化世家。眉山苏氏虽非簪缨世族，却以“读书致世”的家风闻名。父亲苏洵早年“游荡不学”，二十七岁方“始发愤为学”（苏洵《上韩枢密书》），终成“大器晚成”的一代大家；母亲程氏出身官宦，读《后汉书·范滂传》时，见范滂为清流而死，感慨“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宋史·苏轼传》）——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从小便注入苏轼的血脉。
1.1 童年：诗性与思辨的启蒙
苏轼六岁入乡塾，师从道士张易简，读书过目成诵。据《东坡志林》载，他与弟弟苏辙常“夜窗课书”，母亲程氏“每夕课之”，若二人倦怠，便以“读《汉书》至《范滂传》，慨然太息”激励。少年苏轼的聪慧，在乡里已传为佳话：十岁读《庄子》，叹“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十二岁作《黠鼠赋》，以“覆而出之，堕地乃走”的细节，将老鼠的狡黠与人的疏忽写得妙趣横生，更暗含“人虽智而物无情”的哲思。
1.2 科举：名动京师的“双子星”
嘉佑元年（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十九岁的苏辙随父进京，准备科举。次年，嘉佑二年（1057年）的科场，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璀璨的一页——主考官欧阳修读到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拍案叹服：“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渑水燕谈录》）因怀疑此文是门生曾巩所作，欧阳修将其置为第二；复考《春秋》对义，苏轼又夺第一。最终，苏轼以“进士及第”位列全国第二，与弟弟苏辙同科登第，“三苏”之名震动汴京。
时人评价，苏轼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苏轼《文说》），既有韩愈的雄健，又有庄子的超逸。欧阳修更预言：“三十年后，世人不复知我名。”（《与梅圣俞书》）——这一预言很快成为现实：至南宋，苏轼已被尊为“一代文宗”，其文集《东坡七集》刊刻于两浙、福建等地，成为士子必读经典。
二、初入仕途：理想与现实的第一次碰撞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通过“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获“第三等”（宋代制科最高等级），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他首次离开父亲，独立踏入仕途。然而，从地方到中央，从改革支持者到质疑者，他的政治理想很快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2.1 地方历练：凤翔的“循吏”实践
凤翔（今陕西凤翔）地处西北，是宋夏对峙的前线。苏轼到任后，发现当地百姓深受“衙前役”之苦——官府强征民夫为官府运输物资，稍有延误便“破家破产”。他上书朝廷《论衙前役事》，建议“以官榷酒务羡余钱买扑坊场，募民输钱免役”，既减轻民负，又增加财政收入。此策虽未被完全采纳，却展现了苏轼“务实为民”的政治智慧。
此外，凤翔多旱灾，苏轼常“斋戒祷雨”，甚至“以身代牲”（《喜雨亭记》）。他在《和子由蚕市》中写道：“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这种对民生的关切，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贯穿其一生的政治底色。
2.2 变法风云：从“拥护”到“质疑”的转折
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试图通过“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等富国强兵。苏轼最初对新法抱有期待，曾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肯定“陛下诚有意更张，则宜先择其切于民病者而图之”，但很快发现新法在执行中“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同上），导致“小民受害”。
例如，“青苗法”本为抑制土地兼并，规定农民可在青黄不接时向官府借贷，秋收后加息偿还。但地方官员为完成指标，强行摊派，“贫者得钱轻用而多取，富者不敢贷而贫者耗”（苏轼《上清帝第七书》）。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上，苏轼目睹“饥民相食”的惨状，写下《论给田募役状》，指出“新法之弊，在于不察民情，以法令之威强民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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