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临危受命守汴京：“受任于败军之际”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赵构即位后，金军再次南下，目标直指汴京。此时的汴京，因两次被围已“城壁摧圮者十之七八，闾里丘墟者十之六七”（《靖康稗史笺证》）。朝廷急需一位能稳定中原的将领，宗泽以“老病之躯”临危受命，出任东京留守、知开封府。
赴任前，友人劝其“东南形胜，公老矣，何苦北行？”宗泽答：“君父有急，何忍自全？”（《宋史·宗泽传》）抵达汴京后，他立即投入工作：清理街道、安抚百姓、收编散兵，甚至在城门口亲自检查粮车，防止官员克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泽至京，市不易肆，民安堵如故。”
三、卫京之策：筑城、练兵与复国之谋
（1）军事部署：固本强基，构建防御体系
宗泽深知“无险可守，何以御敌”，因此将“筑城”作为首要任务。他组织民夫修复城墙，将原有十二座城门中的七座改为“瓮城”（外城套内城），增设敌楼、箭楼；挖掘护城河至宽五丈、深丈余，引汴河水灌入，形成“水陆并防”的屏障；沿城墙每隔百步设置“万人敌”（一种大型抛石机），可同时向城下倾泻巨石。《宋史》称其“缮城壁，峻隍池，治器械，储糗粮，为不可攻之势”。
除正规军外，宗泽积极联络河北、河东的民间抗金力量。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统计，其麾下先后吸纳了王彦“八字军”、杨进“没角牛”、丁进“红巾军”等十余支义军，总兵力达十余万。为协调各方，他设立“忠义巡社”，统一调度指挥，形成“官军为主力、义军为策应”的抗金体系。
（2）政治号召：抚民安业，凝聚抗金共识
宗泽明白“民为邦本”，因此在汴京推行一系列惠民政策：废除“花石纲”遗留的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每月救济人数达数万；严惩趁乱抢劫的士兵与盗匪，规定“敢有扰民者，斩！”（《续资治通鉴》）这些举措迅速赢得百姓支持，“老幼扶携，负粮担水以助军”（《三朝北盟会编》）。
在统战方面，宗泽采取“分化瓦解”策略。他多次致信金军中的汉将，晓以“唇亡齿寒”之理；对反正的金将，给予官职与尊重。例如，金将耶律余睹因不满金人暴行，派人联络宗泽，宗泽不仅热情接待，还赠予金银，鼓励其“弃暗投明”。尽管策反未果，但此举极大动摇了金军的士气。
（3）战略规划：三路北伐，收复中原
经过数月经营，汴京的防御体系已基本稳固。建炎元年冬，宗泽正式提出“三路北伐”计划：
- 东路：联合河北义军攻取澶州（今河南濮阳），切断金军南下通道；
- 中路：由汴京直出滑州（今河南滑县），收复东都洛阳；
- 西路：协同陕西宋军进取潼关，威胁金军后方。
这一计划得到李纲等主战派支持，却因高宗与黄潜善等人的反对而搁浅。黄潜善在给高宗的密信中说：“泽之北伐，名为收复，实欲擅权。”（《宋史纪事本末》）宗泽在《上乞毋割地与金人疏》中痛陈：“若弃中原，是弃祖宗社稷也！臣虽老，愿以死守之！”
四、阻力重重：主和派的绞杀与朝廷的苟安
（1）朝廷内斗：黄潜善、汪伯彦的“诛心之策”
宋高宗赵构的苟安倾向，是宗泽抗金的最大障碍。赵构既畏惧金军兵锋，又担心徽钦二帝回归威胁自身皇位，因此竭力避免与金正面冲突。黄潜善、汪伯彦作为其心腹，更是将主战派视为“眼中钉”。
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宗泽多次上书请求高宗还京主持大局，均被黄潜善扣留；甚至散布谣言称“宗泽欲效法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政治构陷使得宗泽的北伐计划彻底失去朝廷支持。更恶劣的是，黄潜善暗中克扣军饷，导致“士卒饥寒，怨声载道”（《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2）后勤困局：粮草与兵力的双重短缺
尽管汴京地处中原粮仓，但在战争状态下，漕运系统已遭破坏。史载：“京东、西漕运断绝，京师乏食，军民嗷嗷。”（《续资治通鉴》）宗泽虽组织民夫修复运河，但因金军封锁，粮食运输效率极低。
此外，南宋朝廷为保存实力，刻意限制向中原调兵。例如，名将岳飞当时仅率少量部队驻守河北，无法与汴京形成呼应。宗泽在奏疏中叹道：“兵不足恃，食不足给，而欲图恢复，难矣！”（《宋史·宗泽传》）
（3）战略分歧：主战与主和的尖锐对立
朝堂之上，主和派主张“划江而治”，认为“中原已失，不可复得”；宗泽则坚持“收复失地，迎还二圣”。两种路线的斗争贯穿始终。建炎二年春，高宗南逃扬州，彻底放弃汴京。这种战略妥协不仅使宗泽的部署化为泡影，更为金军的二次南侵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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