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改革虽以“澄清吏治”为目标，却因触及官僚集团利益，迅速引发反弹。反对派以“结党”为由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撰写《朋党论》反驳：“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但仁宗对“朋党”的警惕远超改革决心，最终以“朋党乱政”为由罢免范仲淹，新政仅推行一年零四个月便夭折。
庆历新政的失败，标志着北宋党争从“政策分歧”转向“政治迫害”。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庆历新政，卒为小人所沮，而仁宗亦厌其纷更。”
（二）爆发期：王安石变法与“新旧党争”（1069-1085）
神宗即位后（1067年），面对“积贫积弱”的危局（岁入仅够支付官俸军饷，无法应对辽、西夏的岁币与战争），启用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此次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涵盖“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十余项措施，其力度与深度远超庆历新政，也引发了更广泛的政治分裂。
新党（变法派）以王安石为核心，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强调通过国家权力干预经济与社会。例如，“青苗法”规定农民可在青黄不接时向官府借贷，利息低于民间借贷；“募役法”将“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按财产缴纳免役钱”，减轻了农民负担。
旧党（守旧派）以司马光、文彦博为代表，认为“法祖宗”是治国根本，反对“与民争利”，主张“渐进改革”。司马光在《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中痛斥新法：“天地与人，犹形影不可相无也。今以法驱之，是以杖驱人，人安得不病？”
两派的斗争从政策讨论迅速升级为人身攻击：司马光称王安石“性不晓事，而喜遂非”；王安石则骂司马光“守旧迂腐，不达时变”。神宗虽支持新党，却无力调和矛盾。随着变法深入，旧党被大量贬出朝廷，新党内部分裂（如“元丰新党”与“元佑旧党”），党争已从“治国理念之争”演变为“权力争夺之战”。
（三）恶性循环期：元佑更化与绍圣绍述（1086-1100）
哲宗即位后（1085年），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此次“更化”并非理性纠偏，而是“一刀切”式的清算：不仅废除“青苗法”“募役法”等富国之策，连“保甲法”等维护治安的措施也被取消，导致“吏缘为奸，民不聊生”。
更致命的是，旧党内部也因权力分配分裂：程颐等“洛党”主张“道德救世”，苏轼等“蜀党”强调“宽简治国”，双方互相攻讦，“洛蜀党争”使朝纲更加混乱。苏轼曾在《论给田募役状》中批评程颐“专务虚名，不务实效”，程颐则反讥苏轼“轻薄无行，好为讥讽”。
哲宗亲政后（1093年起），为扭转“元佑更化”的颓势，起用章惇等新党，发起“绍圣绍述”，全面恢复新法并报复旧党：苏轼被贬惠州、儋州（今海南），司马光被追夺谥号，旧党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章惇甚至提出“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连高太后垂帘时颁布的“免行钱”（减少官员特权）也被废除。
至此，北宋党争彻底陷入“你死我活”的恶性循环：政策随皇帝与权臣的更替反复摇摆，官员因站队不同而命运骤变，朝堂之上“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宋史·奸臣传》感慨：“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而党祸益烈。”
四、党争的破坏：朝纲不振与国势衰微
持续百年的党争，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坏，最终加速了“靖康之变”的到来。
（一）政治：行政效率瘫痪，信任体系崩塌
党争导致朝廷决策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一项政策出台前，需经反复争论；推行中，又因反对派阻挠而扭曲变形。例如，王安石的“市易法”本意是平抑物价（由官府在丰年收购粮食，灾年平价出售），却因新旧党争被曲解为“与民争利”——反对派攻击“市易务”（管理市易法的机构）“贱籴贵粜，渔夺民利”，最终迫使朝廷于元佑元年（1086年）废除“市易法”，导致粮价暴涨，百姓“饿殍遍野”。
更严重的是，官员的晋升与贬谪不再基于政绩，而取决于“站队”：支持新法者即使无能也能升迁，反对新法者即便贤能也被打压。例如，元佑年间（1086-1094），旧党官员刘挚因反对章惇被贬为“鼎州团练副使”，而新党官员吕惠卿（曾因“华亭案”被弹劾）却因支持章惇官至宰相。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使北宋官场充斥投机取巧之辈，真正有能力的“能吏”（如李纲、宗泽）反遭排挤。
（二）经济：改革成果付东流，民生陷入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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