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代官场的潜规则
1. “事奉新朝”成为生存常态
五代时期的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和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战争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下，官员们的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事奉新朝”成为了他们的一种生存常态。他们深知，如果不能及时地适应新的政权，很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家族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在不同的朝代之间转换阵营。
这种“事奉新朝”的现象反映了五代时期官员们的无奈和现实选择。在那个时代，个人的命运与政权的兴衰紧密相连，官员们很难保持对某个特定君主的忠诚。他们更多地是关注自己的利益和家族的延续，而这种现实的选择也使得传统的忠君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2. 门阀衰微与职业官僚崛起，政治忠诚让位于现实利益
五代时期，随着战乱和社会动荡的加剧，传统的门阀制度逐渐衰微。门阀大族的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而与此同时，职业官僚阶层开始崛起。这些职业官僚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或者其他途径进入官场的，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利益，而不是门第出身。
在门阀衰微和职业官僚崛起的背景下，政治忠诚逐渐让位于现实利益。官员们更加关注如何在不同的政权之间获取权力和财富，而不是对某个君主保持绝对的忠诚。这种政治生态的形成，使得五代的官场充满了阴谋和权谋，官员们为了争夺权力和利益不择手段。
三、周世宗的改革逻辑：为何批判冯道？
（一）改革动因
1. 打破积习：五代官场因循苟且之风（冗官、贪腐、效率低下）
五代时期的官场积弊严重，冗官现象普遍存在。由于政权的频繁更迭，为了安抚各方势力，各朝代都大量增设官职，导致官员数量急剧增加。这些官员中很多人并没有实际的工作能力和经验和责任心，他们只是靠着关系和背景进入官场，尸位素餐。冗官现象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还使得行政效率极度低下。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变得冗长复杂，各种政务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正常运转。
贪腐问题也是五代官场的一大顽疾。官员们为了谋取私利，不惜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他们在征收赋税、征兵等过程中，巧立名目，加重百姓的负担。贪腐现象的盛行使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同时，贪腐也导致了朝廷内部的风气败坏，官员们之间互相勾结，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的推进。
2. 重塑君臣伦理：通过批判冯道树立皇帝权威，重建朝纲
在五代时期，由于政权的频繁更迭和官员们频繁转换阵营，君臣伦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官员们对君主的忠诚度降低，甚至出现了一些官员以下犯上、篡夺皇位的情况。这种现象让君主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国家的统治秩序也受到了威胁。
周世宗柴荣深知，要实现改革的目标，必须重塑君臣伦理，树立皇帝的权威。而冯道作为一个历仕四朝十君的官员，成为了君臣伦理问题的典型代表。柴荣批判冯道，就是要向朝廷官员们表明，君主是国家的核心，官员们应该对君主保持忠诚，服从君主的统治。通过这种方式，柴荣希望能够重建朝纲，整顿官场风气，让官员们能够尽职尽责，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
（二）“斥冯事件”始末
1. 直接导火索：冯道劝世宗“不宜亲征北汉”，遭世宗否定
显德元年（954年），北汉联合契丹再次南侵后周。周世宗柴荣亲自率军迎敌，在高平与敌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柴荣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终取得了高平之战的胜利。然而，在是否乘胜追击、北伐契丹的问题上，冯道与柴荣产生了分歧。冯道认为，后周刚刚经历了高平之战，军队将士疲惫，国家也需要休养生息，不宜继续北伐。他对柴荣说：“陛下，此战虽胜，然国力尚疲，契丹兵力强大，冒然北伐，恐非良策。”柴荣却坚定地认为，应该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收复中原失地。他对冯道说：“朕有雄心壮志，怎能因一时的困难而退缩？朕要亲率大军，北伐契丹，恢复我中原大地的疆土。”冯道的劝阻遭到了柴荣的否定，这让柴荣对冯道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
2. 言辞锋芒：世宗痛批冯道“事四姓十君”，斥其“无廉耻”，剥夺职位，贬为匡国军节度使
在这次君臣冲突之后，柴荣对冯道的批判更加公开和尖锐。他当着众大臣的面，痛批冯道“事四姓十君”，指责他缺乏忠诚和廉耻之心。他还说道：“冯道，你一生历经多个朝代，事奉不同的君主，却毫无立场和原则。你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无廉耻之徒。”随后，柴荣剥夺了冯道的宰相职位，将他贬为匡国军节度使。这一事件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让冯道的名声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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