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拿起桌子上的苹果削了起来，沙沙的声音让人浮躁的心绪沉静了下来。
“我和你爸这辈子都在为了以后的生活做选择，但是到头来才发现，我们也没什么能选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亲生爸妈的名字，父亲李博明，母亲徐修平，他们的恋情比我之前见过的那些顺利多了，青梅竹马，父母之命。
两个人带着一辆崭新的二八大梁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我爸在化工厂，我妈在纺织厂，日子平顺和乐。
可是在我出生前几年，工厂的效益越来越差，我爸妈有所察觉，他们的心思就活络了起来。
两个人每天寻思着找一些更好的生计，正赶上我爸那边有亲戚在早些年搬到了新疆哈密，于是这就成了他们的门路之一。
用我妈的话说那是我爸的二叔一家，大概在60年左右随着政策从黑龙江去了哈密支援新疆铁路，大批铁路工作人员拖家带口迁到了哈密。
那些年哈密的铁路和煤矿是最繁忙的，白蒸汽黑石头，三道岭依靠着煤矿逐渐成了一个设施完善的小镇。
那个年头内地经常有地方闹灾荒，于是地大物博的新疆也成了内地人搬迁的一个选择，而且有意思的是大家很喜欢投靠亲戚，大部分人就算要背井离乡也会选一个有熟人的地方，而新疆当年的外地人源源不断，支边戍边的内地居民数不胜数，而他们的亲戚再陆续投奔。
我们家就是赶在黑龙江下岗潮之前投奔到了新疆，当然了我们家只有我妈和我爸两个人来到了哈密，我妈说了，长辈们都说就他们俩跟倔驴一样，拦都拦不住。
值得庆幸的是他俩躲过了最黑暗的下岗潮，老家的亲戚真是过了一段时间黑暗的日子，炖一颗冻白菜都是求之不得的美味了。
当时铁路和煤矿都缺人，我爸运气很好的上了火车，当时的火车需要有人不断往炉子里铲煤，我爸就是干那个活儿的，可以叫司炉。
他有两个搭档，司机和副司机，他们三个挤在狭小的车厢里，一路上忙得昏天黑地。
其中的司机是个维吾尔大哥，他有一个标志的名字：阿卜杜外力，他俩每天一起上车一起下车，没两天他们的口音就串了。
我爸经常瞎说话，跟阿卜杜分开的时候总要说句：“ata吃啥呀ata啊！别忘了xilay嗷！”
我妈说ata是明天的意思，xilay是工作，他就喜欢这样跟阿卜杜说话，阿卜杜也爱教他，我妈说他俩算是对上眼儿了。
那个时候的火车不好开，司机要不断把头探出火车查看路况，经常一开就是半天，天暖的时候暂且不说，大冬天那实在是遭罪，而我爸要在里头填煤，车厢里热得像烤炉，他俩简直是冰火两重天，一个冻死一个热死。
每次我妈去迎我爸下班的时候就能看见他们俩一个红得像喝醉了，一个黑得像烧糊了。
我妈说，直到现在她还会幻听蒸汽火车的汽笛声，有的时候觉得是火车出发了，有的时候又像是火车进站了。
后来我妈怀孕了，我爸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刚下班，他高兴得直乐，浑身上下只有牙是白的，他还跟阿卜杜分享这个消息，阿卜杜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夫妻俩相当喜欢小孩儿，一听我们家也要有小孩儿了，当即就送了好些肉来。
阿卜杜做了好几年司机，来送东西的时候正赶上腰病犯了，走路都直不起腰。
而我爸是有点儿洗不出来，他俩一个黑不溜秋，一个勾勾着腰，两个人对着一阵傻笑。
其实我爸也有职业病，那就是哮喘，在那种环境下工作没几个人是全须全尾的。
原以为日子会这样热热闹闹得过下去，我妈怀我六个月的时候他俩开始商量我的名字，我爸说要给我起名叫李程碑，说听起来又结实又厉害，结果让我妈锤了。
我妈说那还不如跟她姓徐，我爸说那就叫徐旭，小名儿叫叨叨，又让我妈锤了。
那天他俩一直没想出个正经名字，结果邻居回家顺便敲门告诉我爸，阿卜杜在家里搬大缸的时候把腰闪了，现在躺床上已经起不来了。
我爸一听就觉得这事儿不好，大冷天的就穿衣服出去了，我妈本来也要去，可是想到我还在肚子里，我爸就让她在家歇着了。
我妈在家等到了下半夜也不见人回家，终于是坐不住了，她自己拿着手电就出去找，最终在路边找到了我爸，人已经没了，冻得硬邦邦的。
我爸在跑着去看好朋友的路上哮喘发作，就这么没了。
阿卜杜是被人背着来参加葬礼的，挺大个老爷们儿胡子都哭湿了。
“要不是怀着你，那几天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
我妈已经削了三个苹果了，她削一个我们吃一个，她就像不知道似得一个接着一个得削着。
阿卜杜一家很照顾我妈，他们有什么就给我妈送什么，再加上三道岭遍地都是东北人，大家也会互相照顾。
可当我妈决定振作起来的时候厄运再次降临，七个月的时候她发现我没有胎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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