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处长的认可和省里的支持，像一阵强劲的东风，吹散了笼罩在盐碱地上空的最后一丝阴霾，也极大地鼓舞了周小小、李文和所有社员们的士气。但周小小深知，这并非终点，而是更艰巨任务的起点。推广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必须拿出更扎实、更可复制的成果。
秋收后，土地暂时休憩，人的工作却进入新一轮的忙碌。周小小和李文将全年数据系统整理，着重突出“绿脉”系统在极端干旱下的保底能力、土壤指标的渐进改善以及不同技术模块（生态埂、排水沟、猫耳洞、秸秆覆盖、耐盐作物）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她们特别详细记录了那些来自群众智慧和阿海寄来的“土办法”，力求清晰易懂。报告厚厚一摞，附带着简易湿度计的制作使用说明、猫耳洞防渗改良方案、以及几种表现最好的耐盐作物（包括那种类似碱蓬的海边植物，被社员们称为“海蓬子”）的种植要点，寄往省里。
冬天，省里的批复下来了，不仅高度肯定了他们的工作，还正式将“盐碱地韧性生态改良系统”列为省重点农业技术试验推广项目之一。虽然资金和物资支持依然有限，但“名分”给了周小小他们更大的自主权和说服力。王处长信守承诺，推荐了省内另外两个盐碱化问题突出的公社作为首批试点推广单位。
春节刚过，周小小和李文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接到了新任务：陪同省农科所的一位技术员，前往这两个新试点进行技术交底和初期指导。临行前，老书记吧嗒着烟袋，对周小小叮嘱：“小小啊，出去代表的是咱们这儿的脸面，也是咱们摸索出的经验。别藏私，有啥说啥，但也别忘了，各地情况不一样，得教他们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
新的试点公社情况各异。一个位于河流下游，排水不畅导致次生盐渍化严重；另一个则靠近内陆干旱区，蒸发量极大，土壤贫瘠。周小小没有直接抛出自己那边的全套模式，而是先带着当地干部和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土壤、水源、气候条件，了解当地的作物种植习惯和现有的劳力、物料情况。
在河流下游的公社，她建议重点挖掘和疏通排水沟，降低地下水位，同时利用河道淤泥加固生态埂，既清了淤，又省了建材。在干旱区的公社，则更强调“猫耳洞”水窖的集群建设和秸秆覆盖的厚度，并建议尝试引种更耐旱的“海蓬子”和本地的一种沙生植物。
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新地区的社员们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有的觉得这些方法太麻烦，见效慢；有的则担心投入了劳力最后没有收成。周小小没有空泛地保证，而是把李文记录的数据本拿出来，一页页翻给老乡们看，讲自己那边第一年的艰难和挫折，讲那些活下来的苗子如何一点点改变着土地。她操作着那个用玻璃瓶和木棍做的简易湿度计，演示覆盖与否、挖窖与否的土壤深层差异。直观的数据和眼见为实的对比，往往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
同时，她牢记老书记的话，强调：“我们不是来教大家必须怎么做的，是来和大家一起想办法的。我们的那些法子，是在我们那块地上管用，大家得看看，哪些适合咱们这儿，哪些可以改改再用。比如咱们这儿芦苇多，能不能代替秸秆？柳条多，能不能编成护坡的网子固定埂子？”
这种尊重当地实际、不强求一致的态度，渐渐消除了隔阂，激发了当地社员的主动性。他们确实想出了不少好主意：用芦苇编织成席覆盖，效果不比秸秆差；利用冬季农闲集体开挖水窖；甚至有人提出可以利用灌溉尾水中的微量养分……
就在周小小和李文奔波于新试点之际，她们自己的大本营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公社接到了县里通知，为了加强农业科技力量，将分配来一名农业中专毕业的年轻技术员。
新来的技术员叫赵卫国，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报到时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里面全是农业书籍。他对周小小和李文这两位“土专家”显然有些好奇，也带着几分科班出身的审视。
最初的工作中，赵卫国确实表现出与周小小她们不同的风格。他更相信书本上的数据和标准化的操作流程，对于“猫耳洞”的尺寸、沟渠的坡度是否规范提出疑问，对“海蓬子”这类未经严格审定的外来物种表示担忧，认为应该优先采用农科所推荐的耐旱品种。他甚至带来了一台较为精密的土壤酸碱度测定仪，试图取代那个“不科学”的玻璃瓶湿度计。
不同的理念难免发生碰撞。一次，在讨论春季播种方案时，赵卫国建议减少“低产”的活水芽和碱蒿面积，扩大种植农科所推广的新品种抗旱玉米。
周小小耐心解释：“小赵，活水芽和碱蒿产量是不高，但它们是我们这里的‘开路先锋’，它们根系深，能打破板结，固氮改土的效果是数据上看得见的。现在地力还没完全恢复，盲目种高耗水的玉米，风险太大。它们的根能扎多深？能比得过活水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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