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亦有不少经济学家对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尤其是基建投资的继续扩张保持警惕。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指出，中国经济不需要强刺激、好比一个虚弱的病人身体很虚的时候吃很多补药，反而发挥不了作用，更容易引起新的问题。
李稻葵认为，中国的经济基建已经相当完善，继续投基建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水平当然需要提高，但如果突然猛地花大量钱财去提升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共服务，后续财力可能跟不上，埋下长期隐患。中国经济当下的问题是流转不通、堵点不通，实体经济现金流极其短缺，另一方面银行资金大量囤积。发行长期国债才是解决之道。金融机构购买长期国债，中央政府拿长期国债置换地方债，才能打通循环。
李稻葵认为，基建周期叠加房地产周期导致经济偏冷。持续近二十年的基建，导致短债还期的压力上升，城市化和房地产建设的高涨了告一段落了。建议国家发债、银行拿钱买中央长期债，对冲周期影响，让地方政府恢复应有的经济活力。
提振信心，扭转收入分配格局
经济学者们表示，刺激计划主要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接下来预测，中国还需要 “一揽子改革，根本性地重塑经济，释放消费增长潜力”。亟待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改善居民消费。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扩大基建投资保持警惕。王小鲁谈到，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由政府直接扩大投资，或者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投资，以扩大总需求，使经济保持稳定增长。
王小鲁认为，凯恩斯主义政策仅仅适用于某些特殊条件的短期政策。一味刺激投资，将导致投资率越来越高，消费率越来越低，产能扩张过快。不如将政府支出重点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缓解社会保障的后顾之忧。这将对改善收入分配、提振消费需求起到积极作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新政主要通过救济失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改善民生和稳定金融体系政策促进了经济复苏。
王小鲁表示，罗斯福新政被误解为凯恩斯式的宏观政策。实际上，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投资是有限的，货币政策也是非常有节制的，与凯恩斯式扩张政策有根本的区别。
王小鲁回顾，罗斯福新政期间（1934年-1940年），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年均增长达到10.2%。1932年公共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的34.6%，1934年该比例大幅上升到45.5%。危机期间增加的福利支出，特别是失业救济，后期转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其他很多支出项目的比重下降了。这意味着新政期间政府支出结构向以改善民生为中心调整。随着这些措施，美国经济从1934年开始强劲复苏，1934年-1940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0%。
刘世锦亦指出，现阶段中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刘世锦分析，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0.4以下）。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需求，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刘世锦指出，二战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1万美元左右是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国家在这个节点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建议以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亿-9亿人。
王小鲁指出，当前改善社会保障是当务之急。中国大约有4.6亿城镇劳动者，其中四分之一到一半未被城镇社会保障覆盖。以城镇就业人数统计，2021年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大约为25%，未纳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重约为24%，未纳入失业保险的比重约为51%。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应维护良好的法治、承担更多责任解决民生问题。
滕泰亦表示，如果有足够规模的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并配以货币政策，那么就应该对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抱有足够的信心。几十年前中国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制造能力，芯片、工业软件从无到有，现在的困难不过是需要提振需求、畅通经济循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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