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天赋极佳，人很聪明，博闻强记且善于学习。不仅对庞杂的律法条文过目不忘，就连在宫中洒扫的众多杂役都能叫上名来。各地呈报上来的奏疏，他只需看一遍就可牢记在心。
你的工作他比你还明白，你的优缺点他比你还清楚，这样的领导，你按他说的去做就是，千万别自作聪明，否则很可能丢官丧命。
一次，度支上了封奏疏，把其中的“渍污帛”（指被水浸染过的布帛）的“渍”字误写成了“清”，宣宗看后并没说什么。
奏疏转到中书盖章，枢密承旨（相当于文秘）孙隐中校对时发现了错字，又将“清”字补笔改成了“渍”，而后盖章签署重新呈递给了宣宗。没想到就是这一个笔划的差别，就被宣宗看到了。宣宗顿时大怒，按擅改奏章的罪行将孙隐中贬官处治。
按理说孙隐中身为文秘，这一行为完全是责任心的体现，不但不该罚，反而应当受到褒奖。
可惜他错就错在没搞清楚宣宗的帝王心术，做法欠妥！
如果宣宗知道此字有误却并未指出，一定是别有深意，有可能是在故意考察臣子如何反应，你不向他报告便私自更改，不就是图谋不轨！如果宣宗没有发现此字有误，你私下改过来了，岂不是说他连“渍”与“清”都分不清！正确的做法就是别吭声，盖章下发拉倒！
他不需要你能干，只需要你听话！
为了在地方官员面前彰显自己无所不知，宣宗密令翰林学士韦澳编纂了一本反映各地风俗物产的书，取名《处分语》。韦澳领旨后亲自上手，书成即报宣宗，连他弟子都不清楚此事。
一天，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觐见，向宣宗汇报工作。结束后满脸冷汗的他对韦澳连声感叹：“圣上对我们州中事务熟悉的吓人！”
韦澳一问才知宣宗说的全是《处分语》中所载，他竟把整部书的内容全记下来了！
宣宗熟知吏治，善于以术驭下，处事用人注重程序公道，只要不是涉及原则性的事，也能虚心听取大臣意见。因此，在他当政期间，官员们畏于他的精察，倒也还能恪尽职守。
浙东观察使李讷因性格暴躁，轻视军中将士，引发兵变被士卒驱逐出境。
宣宗立刻将李讷贬黜为郎州刺史，同时杖责监军王宗景四十大板，发配恭陵守墓，并诏令全国：“从即日起，凡节度使、藩镇武将不遵守律法的，监军一并坐罪。”
可别小看这纸诏令，以往监军只有权力没有责任，藩镇出现任何问题都是节度使的事，与监军毫无关系。因此监军们在任期内只是一味的享乐敛钱，这下把藩镇将士违法与监军连坐在一起，也算是逼着监军尽心本职，不至于太过出格。自宪宗死后的六任帝王里，对宦官如此强势的除了武宗，也只有宣宗了。
淮南节度使杜悰曾做过前朝宰相，原本官声不错，还得到过武宗的褒奖。但在地方日子久了，逐渐沉溺于酒宴享乐中不再关心政事。
有一年赶上淮南闹饥荒，他毫无怜恤之心，依旧悠游快活。百姓们没有办法，只得外出流亡。宣宗听说后，让宰相崔铉到淮南当节度使，把杜悰打发为太子太傅、分司，不再让他主政地方。
有个叫刘集的乡野医师能量很大，不知用的什么法子，竟然让宣宗亲自出面，给兵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柳仲郢打招呼，给刘集在盐铁场弄个小官当。
柳仲郢对宣宗说：“他是个医生，医术精湛完全可以当医官。安排到盐铁场，该如何考察他的能力！更何况盐铁场全是些不入流的卑贱小官，不应由皇上您亲自下令，臣不敢奉命。”
宣宗当即给有关部门批示：“赏赐刘集细绢百匹，送他回家。”有一天宣宗见到柳仲郢，笑着连连夸他在刘集这事上做得对。
右威卫大将军康季荣在担任泾原节度使期间，擅自挪用公款二百万缗。事情暴露后，康季荣请求用家财偿还公款，不要给他定罪了。宣宗顾念他曾在收复河、湟时立有功劳，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诏书下到中书被给事中退回不办，朝廷谏官也纷纷上奏弹劾。宣宗当即收回成命，重新下诏将康季荣贬为?州长史（重庆奉节县）。
宣宗乾纲独掌，断事果决且头脑清醒。唐朝的官僚体系架构设置的比较合理，对皇权、相权以及地方官员的权力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可惜到了中、晚唐时期，这些制度逐渐被破坏，变成了墙上的摆设。特别是在“甘露之变”后，宦官集团做大，严重威胁到了皇权，以至皇帝在处置国家大事、任命高级官员时处处受到掣肘。
宣宗起自寒微，对于人情世故和朝臣们之间的勾心斗角看得通透，加之明察秋毫谁也糊弄不了，在与各方势力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了权柄。
执政中，他既有柔的一面，也有硬的一手，保证了国家机器在他的操控下顺畅运转。
先看柔的一面：
宣宗对京兆府的治理很是不满，就将他最信任的翰林学士韦澳任命为京兆尹，让他管理京城事务。韦澳不仅博学多识且为人公正，上任后不讲情面认真履责，使得长安那些豪门权贵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胡作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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