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皇甫憬的负面效应，州县官员更加变本变厉。为免遭问责保住官帽，他们不惜虚报数字，把原本在籍的户口也当成新入籍的上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户口、农田数量一下增加了八十余万。
这项政策很快波及到了边境的一些羁縻州府，那里常住民多为归附不久的草原部落，官员们执行起来尤为苛刻。
兰池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境）胡人康待宾不堪忍受盘剥，挑动突厥各部造反。接连攻陷六胡州，拥兵七万，进逼夏州（今陕西靖边西北）。
所谓“六胡州”，是大唐在灵州、夏州南境所设六州，用以安置突厥降户。
四月份，玄宗诏令太仆卿王毛仲为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会同王晙、张说征讨康待宾。
叛军又暗中与党项勾连，合力攻破银城（今陕西神木县境）、连谷（今陕西神木县北），占据了那里的粮仓。
张说率万余军队自合河关（今山西兴县西北）出发，趁叛军不备猛然发起进攻，大败叛军，乘胜追至骆驼堰（陕西神木西北）。党项人临阵倒戈，转头攻向叛军，叛军溃散，向西遁入铁建山（今阴山北麓）。
张说安抚党项部众，让他们各安其业，并奏请设置麟州（今陕西麟游县境）予以镇抚。
七月初四，王晙大败康待宾，斩杀叛军一万五千人。康待宾被唐军所获，押送长安。十六日，玄宗当着四夷酋长的面，将康待宾处以腰斩。
在此之前，玄宗曾诏令陇右节度使郭知运配合王晙作战，王晙认为凭借朔方军自身实力完全可以击败康待宾，奏请郭知运返回。
碍于当时的交通条件，玄宗命令还没到，郭知运已领军前来，由此对王晙产生了不满，发兵攻打已经投降的胡人。
胡人以为王晙出卖自己，随即在康待宾余党康愿子率领下重新反叛，康愿子自称可汗。玄宗认为王晙无能，将其贬为梓州刺史。
九月十九日，张说靠着平叛大功得以重返朝班，升任兵部尚书，成了大唐三军总司令。
十二月，玄宗在原有朔方军的基础上，设置朔方节度使，统管北部边防。下辖单于都护府，夏州、盐州等六州，定远、丰安二军及三受降城。
张说以大唐总司令的身份，兼任朔方战区总指挥。
把如此重要的岗位授予张说，足见玄宗对他的信任与肯定。
张说没有让玄宗失望，继任不久就接连做了三件大事，让玄宗眼前为之一亮。
第一，平定叛乱。开元十年（722年）八月，张说发兵击败康愿子，把六胡州余众全部迁到河南、朔方所属各州，彻底根除了祸患。
第二，裁减边军。当时的北疆为了应对后突厥，常驻唐军六十余万人。张说经过深入考察论证，认为当前已没有能对大唐构成实质威胁的强敌，奏请裁撤边军二十万，让其各自归乡务农，以减轻国家负担。
如此大规模的裁军，让玄宗难免心生疑惑。
张说许诺：“臣在边疆多年，深知这里情形。将帅不愿裁军，不过是想用于自卫，或是役使士卒为他们做私活而已。兵贵精不贵多，御敌制胜无须太多冗员。陛下如果不信，臣愿以全族百口性命做担保。”
张说的勇于担责，打消了玄宗顾虑，下诏予以实施。
第三，改革军制。大唐军制沿于北魏府兵制，二十从军、六十退伍，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在建唐初期，人口少、农田多，且国土面积有限，作战地域大多距家乡不远，士卒既可以保卫家乡不受侵犯，又能够兼顾自家产业，一旦战死还有优厚抚恤，毫无后顾之忧，打起仗来极为彪悍。
而到了玄宗时期，这一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口增长过快，农田相应减少，且疆域广袤无边，一直拓展到了绝远之地。府兵制的根基“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士卒们长期在外戍边征伐，家中却仍要缴税服役，以至日渐贫困。军中逃亡事件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军心士气。
张说深知其中危害，提议改革军制，从社会征募壮士充任侍卫，凡加入军籍的一律免除各类徭役，享受国家优待。
政令一经颁行，不过十天左右就征得精兵十三万。
从此，府兵变为募兵；士兵也从半农半兵，转变为专司其业，由国家供应的职业军人。
这项军制改革影响深远，不仅为玄宗执政中期征伐四方提供了充足血液，促进了开元盛世的形成，更为后世历朝历代所沿袭。张说功不可没，在玄宗面前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十一月，前广州都督裴伷先坐罪下狱，玄宗让众宰相议定他的罪行。
张嘉贞提议施以杖刑，张说反对，指出：“自古刑不上大夫，是因他们代表着君王的脸面，需要有廉耻节操，士可杀而不可辱。”
“臣在北部巡边时，听说姜皎在朝堂上被当众施以杖刑。姜皎位居三品高官，且为国立有大功，有罪了依据律法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当死则死、当流则流，怎能轻易加以侮辱，把他当成奴隶对待！姜皎的事已经过去，无法挽回。裴伷先所犯罪行依律应判以流刑，切不可再重蹈覆辙，寒了士大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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