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的历史长河中，两汉经学犹如一座巍峨的思想大厦，奠定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基石。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尊崇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自此，儒家经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
董仲舒、公孙弘和夏侯始昌均是汉武帝时期两汉经学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深入钻研儒家经典，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理论依据。
公孙弘早年历经坎坷，中年研习儒经。因贤良文学被征召，善于迎合汉武帝心意。虽生活节俭却被指虚伪。官至丞相，主张以儒术治理国家，对儒学传播有所贡献。
夏侯始昌精通《五经》，尤擅《齐诗》和《尚书》，其学说在当时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三人在不同方面为汉武帝时期的两汉经学发展和传播发挥了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和影响，使得经学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为了进一步推广和传承经学，汉武帝做出了重大决策。
设立太学，将经学教育纳入官方体系。太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培养了大批精通经学的人才。这些人才毕业后，有的入朝为官，将经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有的则回到地方，传播经学知识，使经学在社会各个层面广泛传播。
同时，汉武帝还下令设立五经博士，专门负责研究和传授儒家经典。五经博士对经典进行深入解读和阐释，形成了不同的经学流派。
今文经学注重通过对经典的微言大义进行发挥，为现实政治服务。例如，他们强调《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古文经学则更侧重于对经典的文字训诂和历史考证。他们努力恢复经典的原始面貌，力求准确理解圣人的本意。
经学的兴起对汉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上，官员选拔以经学为标准，“经明行修”成为入仕的重要条件，促使读书人潜心研究经学，为国家效力。
在文化上，经学成为主流文化，诗词歌赋、史书编撰等都深受经学思想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经学倡导的伦理道德规范深入人心，人们遵循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追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在经典的解释、学术方法等方面存在分歧，时常引发争论。但这种争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学的发展和完善。
读书主要通过官学和私学。官学中以太学最为重要，能进入太学的多为贵族子弟或地方推荐的优秀学子。
私学则由一些大儒开办，招收学生。孩子们学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通过这样的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构建了新的中央架构。在中枢设立内朝，以削弱丞相权力，加强皇权。内朝官员多为皇帝亲信，能直接参与决策，使得皇权更加集中。
在人才选拔方面，当时没有科举制度，主要通过察举制来发现和选拔人才。察举制包括孝廉、茂才等科目。地方官员负责考察并推荐品德高尚、有才能的人给朝廷。此外，皇帝也会留意身边有才能的人，如大臣推荐或因某些事件而发现的人才。
文化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不断改善。比如太学的规模逐渐扩大，招生范围有所增加。察举制的标准和科目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以选拔出更符合国家需要的人才。
正是在两汉经学的深厚滋养下，大汉王朝的文化根基得以稳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武帝也步入了生命的尾声。
他开始为身后之事担忧，思考着继承人的选择和托孤大臣的安排，希望能为大汉的未来延续辉煌。
汉武帝刘彻在经济治理和《轮台诏》后，这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帝王步入了风烛残年。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打算让他就此安享晚年，皇位传承与国家经济复苏这两座沉重的大山，死死地压在他那已然疲惫不堪的心头。
先说皇位传承这一揪心之事。原太子刘据，本是刘彻满心期待的接班人，却在“巫蛊之祸”中含冤而死，
“巫蛊之祸”堪称汉武帝晚年的一场惊世浩劫。那时，汉武帝深陷对巫蛊之术的迷信，心智渐被蒙蔽。奸佞之徒江充瞅准时机，心怀叵测地捏造太子刘据以巫蛊诅咒圣上的罪名。
江充一伙在太子宫中“精心”挖出所谓用于巫蛊诅咒的木偶，将这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刘据。刘据百口莫辩，深知父亲被谗言所惑，自己已陷入绝境。若坐以待毙，必遭毒手；若奋起反抗，又恐担上谋反的罪名。
在这生死攸关的抉择时刻，刘据在恐惧与绝望中毅然决定起兵，试图为自己讨回清白。然而，汉武帝被别有用心之人的谗言左右，认定刘据谋反，毫不犹豫地派出重兵镇压。
这场父子之间的兵戎相见，最终以刘据的兵败自杀惨烈收场。其母卫皇后也在绝望中含恨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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