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传来脚步声。
林砚站在三步之外，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听说您今晚值班。”他把保温桶递给我，“我妈以前熬的雪梨银耳羹。她说，上庭前喝一碗，嗓子不哑，心也不慌。”
我没接，只盯着他眼睛：“你为什么选我？”
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因为您父亲驳回过周秉钧七次减刑申请。因为您在实习期，就顶着压力追诉了一起公安‘降格处理’的强奸案。因为……”
他喉结动了动：“因为我第一次见您，在父亲葬礼上。您没哭，只是把所有吊唁者的名片一张张收好，背面记下他们与周秉钧的关联时间。”
雪梨银耳羹温热甜润，我喝了一口，热流顺着食道滑下，却暖不了指尖的凉。
“林砚，”我忽然问，“如果明天，周秉钧当庭翻供，指证你才是三起命案真凶——你准备好了吗？”
他笑了，那笑容在墓园幽微的光线下，竟有几分少年般的坦荡：“沈检察官，您忘了？污点证人最大的价值，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最脏的那部分自己，剖开来给您看。”
他转身欲走，又停下：“对了，您抽屉里的铜戒……内圈第二行字，不是‘To Zhao’。”
我心头一跳。
“是‘To Zhao, who sees me’。”
——致昭昭，那个真正看见我的人。
庭审持续了十九天。
林砚出庭作证那天，旁听席爆满。媒体长枪短炮对准证人席，闪光灯亮成一片刺目的白昼。
他穿着熨帖的深灰西装，头发修剪得很短，露出清晰的额角。陈述时语速平稳，逻辑严密，对每一笔资金、每一次指令、每一场杀戮，都给出精确到分钟的时间锚点与交叉印证。
当公诉人出示那段“梧桐宴”视频时，周秉钧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律师急忙递上温水。镜头扫过他放在膝上的手——无名指上，赫然戴着一枚翡翠扳指。
林砚的目光，只在他手上停留了0.3秒。
最惊心动魄的，是第七日。
辩方律师抛出一份新证据：2021年11月14日凌晨，城西印刷厂周边三公里内，所有监控均“故障”。而林砚手机定位显示，他当时正在五公里外的私人会所。
“证人声称自己劈开保险柜、获取账簿，”律师声音铿锵，“但无任何影像佐证，无同行人员，无工具来源——这难道不是精心编排的伪证？”
全场屏息。
林砚静静听完，转向审判长：“法官大人，我申请播放一段音频。”
书记员操作电脑。扬声器里，先是一阵电流杂音，接着，响起极其细微的、金属刮擦水泥地的声音，持续约八秒。随后，是沉重的喘息，压抑的干呕，以及一声闷响——像是身体重重撞上铁柜。
最后，是林砚自己的声音，嘶哑破碎，却字字清晰：
“……第三十七页……周秉钧签字的‘咨询合同’……底下压着王磊的尸检报告……他女儿今年六岁……叫朵朵……”
音频戛然而止。
辩方律师脸色煞白：“这……这不可能！现场没有录音设备！”
林砚看向他，眼神平静无波：“您忘了？印刷厂地下室，曾是青梧社的‘静音室’。所有墙壁内衬，都是双层吸音棉。但吸音棉有个致命缺陷——它会放大骨骼震动传导。我咬破舌尖，让血滴在喉结上，用声带震频，把声音刻进水泥墙的微震里。”
他缓缓解开衬衫最上面两颗纽扣，露出锁骨下方一道狰狞的旧伤：“这是那天留下的。医生说，再偏一厘米，我就永远开不了口。”
审判长敲槌：“肃静！”
那一刻，我看见周秉钧第一次变了脸色。不是愤怒，不是慌乱，而是一种被彻底看穿的、冰冷的震悚。
他缓缓转头，目光如毒蛇般缠上林砚，嘴唇无声开合，做了个口型：
“你妈，死得真慢。”
林砚瞳孔骤然收缩，却挺直脊背，迎着那目光，轻轻颔首。
像在回应一句久别重逢的问候。
第十九天，宣判。
法槌落下时，我听见自己心跳如鼓。
“被告人周秉钧，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洗钱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周秉钧被法警带离时，经过证人席，忽然停下。
他盯着林砚，忽然低低笑起来，笑声瘆人：“小砚啊，你赢了。可你知道吗？你母亲跳楼前，给我打过电话。她说……”
林砚猛地闭上眼。
“她说，‘求你放过我儿子。他心里还住着个孩子。’”
周秉钧被拖走时，笑声还在走廊回荡。
林砚站在原地，像一尊骤然失温的瓷像。直到法警轻轻碰他肩膀，他才恍然回神，对我点点头，转身离开。
我追出去，在法院后门梧桐道追上他。
他正仰头看着光秃秃的枝桠，雪停了，阳光刺破云层，落在他睫毛上，碎成细小的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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