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薛新儿，原本是“辛”，因为娘姓辛，我觉这字太苦，于是自己给自己改了名字。
娘拼死生了弟弟后就走了，爹一个人没法照顾两个孩子，只顾着喝酒，喝醉了他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在意了，他喜欢醉着。偶尔清醒时他就出去打渔，挣了钱又回来喝酒。所以我四岁就当了娘，拉扯着邑哥儿长大，相依为命。
娘在的时候爹很好，娘走了爹就变了个人。以前是只打我一个，后来邑哥儿长大些了，就一块儿打，揪到哪个打哪个。
邑哥儿悄悄跟我说过，他希望爹打渔出海时被浪掀了，可过一会儿又希望他喜笑颜开地提着鱼回来。我知道那种心情，我只能抱着瘦瘦小小的他哭，说命由天定。我们都害怕爹的拳脚，但更害怕的是爹若死了，我们就真的是没爹没娘的孩子了。
爹不在家时我们吃不上饭，只能去偷钱。这不好，我懂，但能活命。而且我和邑哥儿偷下钱来买了吃的，还能剩下些攒起来。有回我拿攒下的钱换了一朵别人戴旧的绒花，洗净脸戴在头上，我望着水缸里的影子，觉得自己是好人家的女儿，是个有爹妈疼爱的孩子。于是我常常拿出来戴一戴，偷偷的，不敢让爹和邑哥儿知道。
后来不知道怎么让邑哥儿发现了，他为此发了好大的火，那样子像极了爹。他觉得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都没用，可他不知道，我宁可饿死也想当个好人家的女儿。
许是从那时起，我有了离开这个村子的心。可我放心不下邑哥儿，我怕自己走了，他就真的要饿死了。于是我白天想着要走，夜里又念着邑哥儿熟睡的样子舍不得走。直到我真的走的那天，这件事都从来没说出过口，这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秘密。
等邑哥儿长得快赶上我一般高了，身上有些力气的时候，他说想跟隔壁勇山一样学着出海打渔，挣钱回来给我花。我听了冲他笑来着，但他不知道爹已经和我说要给我许个婆家，这钱我怕是花不上了。
那些日子，村里有些泼皮总是不怀好意地瞟我，还夸我一双凤眼长得勾人。我知道他们是想着一些下作的事，我开始担心爹把我许给这样的泼皮无赖。我不想像娘一样，更不想生下另一个我。
一天夜里，我偷偷拿走一半攒下的钱，戴着我的绒花，头也不回地走了。因为我知道，现在即使我不在，邑哥儿也不会饿死了。
刚进城的我什么都不懂，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总算是找了个营生，安定了下来。虽说这营生是别人不齿的，我倒觉得挺好，至少这回不怀好意瞟我的人，能让我吃饱穿暖。
我学了跳舞，也学了怎么对付那些我不喜欢的客人，总算是能靠自己活着，不用担心爹的拳脚，也不用担心邑哥儿有一天变成爹的模样。
但我对邑哥儿到底是很愧疚，因为我把他丢下了。
我试着找熟人写信捎给他，村里有人识字，他只要收到就能看懂。可我没收到过回信。后来我寄钱回去，他依旧没回信。
但我知道他肯定收到了，也过得很好。我就是知道。
于是我隔三差五就给他写信，写一些有的没的，花开了，叶落了，今天置办了新衣，明天要去买滋养轩的软糖。
给弟弟写信变成了一种日记，只不过记得都是我希冀的事情。
跳舞日子久了，我明白了自己的普通，在这个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我谁也不是。有太多漂亮惊艳的姑娘或飞上枝头，或跌落万丈，而我，平凡到这两样都做不到。
我是嫉妒的，也是清醒的。
我只希望给自己找个安身之所，找一个不像爹，不像邑哥儿的男人。铃语笑我没有志向，找靠山当然要找个最高大最牢靠的，但她又说清醒些是好事。于是找来找去，费了好几年。铃语人漂亮眼界也高自然难找，我倒是没想到自己也会竹篮打水。
可能我自心底就对那些男人信不过吧，不管他们说不说中国话，都是一样的男人。也是这个时候，加藤先生第一次到舞厅来，他沉稳从容潇洒，他会和舞女们调情，但从不用不怀好意的目光打量舞伴，也不会给舞女灌酒，不会想着如何如何把人拐回家。
铃语说这叫绅士，我是不懂的，只知道他是个好人，好男人。听姑娘们私下谈论，也说加藤先生出手阔绰，非常舍得花钱，带她们去听戏去喝茶，去置办新衣。连铃语都破天荒地夸说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但她后面紧跟着说这人不是傻的就是有猫腻。
我倒觉得她是嫉妒了，因为加藤先生从来不点她跳舞。当然，也没点过我。
我绣的手帕，从来没有机会送出去。
再后来，舞厅新来了个叫骊珠的姑娘，说了很流利的日本话，加藤先生就再也没点过别人了。我懂，若是我，身处异乡肯定也想找个能说乡音的姑娘跳舞，更不提骊珠长得比铃语还漂亮。
可我心里难受，说不出的难受，只想哭，总是想若我会说日本话，那加藤先生身边的人会不会变成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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