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叶给朱琳的信很简单，就两张纸。
第一张纸是正文，只有几十个字。
朱琳女士，你好！
无意中听说你的新诗写的很好，所以冒昧地给你写信。
在香港，人们的写作都是奔着商业去的，没有人愿意用文学来探讨心灵。
我有时候会写诗，却无人交流，这让我感到孤单。
以下是我在内地拍电影的时候写的一首诗，不知你看过之后，能否与我探讨一二？
盼复！
第二张纸是一首诗。
就是杨叶当初拿来哄林清霞的那首《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它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朱琳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比林清霞要文艺得多。
林清霞喜欢看琼瑶小说，看完之后就哭得稀里哗啦，各种多愁善感。
朱琳则喜欢看世界名着，看完之后就开始坐着发呆，各种思考人生。
当然，这其中一个原因是朱琳所处的环境只有文学名着可看。
不管什么原因，总之她阅读过大量的中外名着，有些还读过各种译本。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给一个美女写信，还要和她谈论什么文学，诗词。
美女大概率是理都不理，还要骂两句神经病。
但写信的人是个国际大导演，那就不一样了。
朱琳不仅不反感，甚至还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尤其是看到信后附录的那首《一棵开花的树》之后。
杨叶并没有直白地表示，他写这首诗是送给朱琳的。
而是说这是他在内地拍电影的时候心有所悟而写下的。
这个套路就非常高明了，如果上来就直接给她写情诗的话，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这首诗词藻优美，声韵和谐，朱琳一看之下，瞬间就喜欢上了。
最妙的是，这首诗是以女生视角来写的，刻画了一个少女曲微深婉的内心，表达出她对爱情的美好期。
男人用女性视角来写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闺怨诗甚至是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白居易王昌龄等大诗人都是此道高手。
所以朱琳这样的资深文青，看到这首诗并不会觉得有什么违和感，反而觉得杨叶心思细腻，将一个少女的情思描写得感人至深。
她捧着这首小诗，来来回回读了好多遍，越读也是喜欢，不知不觉，就把它背了下来。
吃过晚饭之后，朱琳就坐在宿舍的书桌前，开始给杨叶回信。
杨叶先生，您好！
忽然收到您的信，让我感到很惊讶。
您为什么会给我写信呢？
我想，也许是您这样生活在国际大都市的人，忽然在西南小城里见到一个看起来很朴素的姑娘，便产生了一些美好的幻想吧。
很遗憾，我可能并没有您幻想的那么美好，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姑娘，也没有什么才华。
我很喜欢写诗，但是写的不怎么好，读了您的诗，更是让我自残形愧。
我认为您的这首诗写的情真意切，震撼人心。
读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比作一棵树呢？
我想了很久，忽然想到，
或许
是因为树不会动，不能追赶
只能无奈的面对
爱人的离开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非常的伤感。
我不是文学评论家，我知道该如何评论一首诗，我只是觉得它很美，看的时候让人很触动。
杨先生，我想告诉您，我很喜欢这首诗，它带着一点淡淡的哀愁，让人格外动容。
我渴望读到您更多的作品，收到我的信之后，希望您能寄给我。
朱琳
5月20日。
又，信后附有我写的小诗，班门弄斧，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
……
一九三年，日本征服了台湾原住民，在雾社地区建立起了城镇。
教育所，医疗所，杂货店，邮局、旅社、宿舍纷纷被修建了起来。
从表面上看，整个雾社地区的原住民，都已经被日本给文明化了。
原住民男性开始给日本人伐木、采矿，岛上的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原住民女性则在日本人家里帮佣，做保母。
他们都成了日本人的廉价劳动力，给日本人做牛做马，还饱受歧视，动辄被打骂。
原住民的孩子进入日本人修建的学校上学，学习日语，学习日本人的生活习惯。
最早接受日本教育的那一批小孩长大了，他们改换了日本名字，言行举止看起来已经与日本人无异。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做花岗一郎。
他做了警察，穿上了制服，原住民见了他，都得叫一声长官。
虽然他是警察中最低级的，薪水也只有日本警察的一半。
雨季来临了，台湾的天色变成了深灰色的。
在马赫坡驻所，莫那鲁道坐在门口，抽着烟斗，百无聊赖地望着外面的冷雨。
忽然，他发现不远处的一栋房子里，一个小男孩跟他一样，百无聊赖坐在门口抽着烟斗。
莫那便朝他招招手。
小男孩连忙跑过来，喊道：“头目！”
莫那从酒坛子里给他舀了一杯酒，问道：“巴万，今天怎么没去上学？”
巴万道：“我生病了。”
“生病，你怎么可能生病？老师打你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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