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于如今的宋朝来说，树立规范，将许多事情定死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老百姓没有太多的知识，他们的道德观也并不成熟，所以需要别人来给他们规定，不然整个社会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观，那么分裂就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了，甚至连法律应不应该存在都会变成一个疑问了。
因为法律存在的前提，就是一个地区的道德，大家共同认为不能做的事情，被确立之后，修订为法律，然后由所有人共同执行，不执行的人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就是法律建立的基础，但若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认为人应该尽孝，而有的人则认为人应该更加自由和自我，对于父母的事情则不需要管，那么孝这件事还能不能加入到立法之中呢。
就像中国的法律，区别于欧美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老人的处理，大家会把不照顾好老人当做一条罪名，写进法律之中，但其他国家或许有，但没有过分强调这一点，这就是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对于亲情，他不会像中国人那么重视，他们更加重视自己与社会的沟通，因此，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法律基于道德，而理学的存在，便是为道德树立起一个标杆，这当然是有好处的，可以让没什么文化水平的人，跟着学，不需要去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背后深刻的含义，因为他们听不懂，看看现代社会，即便已经是普及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每年读大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但在网络上，你到处能够看到一些没有脑子的回答，还有社会上的跟风，对于一件事根本没有多少的了解，也不是亲身参与者，却经常会站在道德高地上去对别人评论是非，在现代，教育要远远超过如今的水平，但很多人依然是人云亦云，并没有一个判断是非，真正的能力，所以在这个阶段，树立起一套标准是十分有必要的。
可随着教育水平逐渐的提升，人们的自主性越来越大，这套东西也就会慢慢变成桎梏人们发展的东西了，道德有好处，但也有坏处，这就是一把双刃剑，全看是什么阶段使用，就像工业化的时代里，如果你还讲父母在，不远游，那么就不适合这个时代的发展了，所以从这个时候理学就必须要向心学转变了。
不过这不应该是此时的徐清应该担心的事情，因为如今的宋朝虽然非常发达，但与后世那么普及的教育还是有着很大差距的，大多数人最多也就是认识一些字，但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并不存在，很多人还是依靠着生活经验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些都需要确立，惩恶扬善，是任何社会都会弘扬的道德，尤其是农耕文明，因为农耕文明的第一大要件便是和平，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任何农耕文明都会被摧残殆尽。
而理学无疑可以提供这么一个空间，所以提倡理学进入义务教育之中，即便徐清有些理念并不能完全同意，但他依旧允许了这种文化传递进学校之中，只不过反对了理学思想中的几个要点，其中之一尊皇思想。
在理学的思想中，认为天地之间的至高神是上帝，这个上帝是昊天上帝，而不是所谓的耶和华上帝，而孔子，老子这些人，便是上帝派下来的圣人，而皇帝，则是感应天地而生的天子，这给予的皇帝合法性，也就是董仲舒的那一套天人感应说，通过宗教的方式，赋予了皇帝超脱其他人群的权利。
就像是日本的天皇不是人，而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一样，他把皇帝从人变成了神，从而拥有了超脱世俗的力量，亦如同埃及的法老王，说自己是太阳神拉的儿子，这种神负王权的方式，是许多封建王朝国家的必然，包括现代的欧美现代民主国家也是如此，他们的选举制度，其实也是这种封建思想的残余。
只不过因为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的思想，从而将这种神负王权变成了天赋人权，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权利是谁给的呢？是上帝，上帝给予每一个人权利，而不是把权利仅仅给了教宗，所以给皇帝加冕的人就不应该是教宗，而应该是老百姓，所有人的民意汇聚起来，便是神的旨意，通过这种方式，从而让选举制度拥有了合法性，因为民意就是天意，所以获得最大民意的人，就是被神选中的人，这是法理基础，但徐清是断然不会让这种基础流通的。
因为如今民间有很多人都再说这样的话，天赋予皇帝权利，然后皇帝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内阁，所以朝廷的权利基础来自于皇帝，而皇帝的权利来自于天，这种说法，在中国古代可以说一直是主流，但徐清对于这种说法却非常的讨厌，因为这样一来，皇帝的权利就在事实上是凌驾于朝廷了。
就像英国的王室和议会以及内阁之间的关系一样，虽然王室没有任何的权利，但王室却在事实上是议会和内阁的主人，因为他们的权利来自于王室，而王室的权利来自于上帝，因为国王的授权，所以议会和内阁才拥有了权利，这种思想，放在英国没事，放在宋朝就得出大事，因为宋朝的皇帝，是真正掌握有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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