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故去许多年后，我终于明白，父亲晚年的胃病是怎么来的。
我知道,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亲便开始饿肚皮。这不仅仅是由于父亲过早地用孱弱的双肩担起了生活的重担,更重要的是父亲处在那个饿肚皮的困难年代。
父亲三岁那年便失去了母爱。十一、二岁便跟着我爷爷揽木工活儿,吃百家饭。爷爷那时候老是拄着根文明棍,戴着那顶卷边的礼帽,让我父亲挑着那好几十斤重的担子吃力地走在他的前面。——许多年以后,我常常用自己的形象思维想象着父亲那挑着百十斤担子的单薄的身子,在晨风中幕色里沉重地挪动着脚步的样子。——我十二岁那年,考上了二十里外的乡中学。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我每日走读。中午在学校里搭一个中餐。一个冬天的早晨,水结冻了,家家屋檐上挂着又长又大的尖尖的冰棍儿,哈一口气,象一层白雾。
那天我吃过母亲鸡叫头遍时给我炒好的油炒饭，用碳氨袋背着二十余斤搭餐米,往学校赶。走到野猪坡时,跌了一跤,把硬塑料袋跌破了,米洒了一地。我当时又羞又急又怕,快哭了。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早起卖药的父亲出现在我的面前。父亲没有责备我（当时的粮食是多么的金贵啊)只是小心地将米从地上捧起来,见那装米的塑料袋已破成几块,父亲四周看了看,并无可装米之物。我说，我回家去拿。父亲说,不行,你会赶不上课的。说着,父亲把罩衣脱了下来,扯条布带子扎好两个袖子,利索地将米装了进去,然后,交给我说:“快去吧,我挑着东西,不冷。”
我分明看见穿着单薄衣衫的父亲打了一个寒颤。我感觉到背上的米好沉好沉。
父亲十六岁的时候,把端庄、贤淑的我母亲娶进家门之后,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便不合时宜地陆陆续续拱出母亲的肚皮,争先恐后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张着嘴巴向父亲要饭吃。我相信、父亲的饥荒病便是从那时候闹起来的。
我出生的时候,大炼钢铁炼得人心惶惶,肚皮空空。
母亲饿得奄奄一息,我是吃父亲的“奶水”长大的。父亲每天天不亮起来挖一种叫做乌药的野生中药，到合作社换化饼把我养大成人。父亲在出集体工之前，上山挖来乌药，趁晚上切成片片，晒干送到供销合作社，换成化饼。然后拿回家，用开水化成糊糊，喂给我吃。
那时候,父亲一天要做二天甚至三天用。除了白天挣回队里那十个工分,还要想方设法到自留地里种点杂粮,比如红薯、苞谷什么的，用来填我们那几个永远也填不饱的肚子。
父亲常常教导我们说:生根的要肥,生口的要吃,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他自豪且不倦地念叨的一句话是
农夫不努力,饿死帝皇君。他记得最牢的一句话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多年以后,他宁肯吃陈谷子也舍不得卖掉一粒粮食,对粮食的热爱是那样的执着和深切.甚至有些愚蠢。
说真的,那时候我们可真饿啊!
对于少年的我们而言，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吃没渗杂粮米饭的时候、俗话说是“大人望插田,小孩盼讨年”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每逢过年过节，我们-个个是死劲地把肚皮撑大。要知道,在平时,吃过早饭便盼看吃中饭,吃过中饭便盼看吃夜饭。
有一年冬天,善良的母亲甚至还玩过一次把戏—把早饭搞迟一些,把中饭省去,可结果恰得具仅,我们吃得比平时多一倍还多。母亲看着我们那狼吞虎咽的馋像心疼得哭了。父亲也说了,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们吃饱啊!于是，父亲更勤劳了。
我们当时真是太不懂事,父母不知背看我们挨了多少饿。母亲晓得父亲一天五黑不天亮起来到摸门进屋太累常常将自己的一份米饭留给父亲,而父亲又把自己的一份均一半给我们，而我们还在喊饿、饿、饿啊饿得慌啊!
搞公共食堂那阵子,父亲在食堂负着点责,却因为父亲的正直反而让我们家吃尽了苦头。母亲那时已瘦到了极致,手杆脚杆和麻竹棍没有差别——后来母亲回忆说,当时没死真是奇迹——自从村人把树皮和草吃光之后,父亲便到野猪坡挖观音土。不久,父亲得了水肿病,母亲说,那模样可真吓人呐!作为干部,父亲被送进了疗养院。其实疗养院只是每天多8两米(那时16两为一市斤)的供给。父亲活了下来,却怎么也忘不了挨饿的日子。
后来父亲曾回忆起当时的一顿极为优美的晚餐——一次父亲在食堂旁的水沟里捡到一些白菜叶和白菜梆子（可能是上面刚检查过）吃了个饱，虽然无油无盐甚至没炒,但可真香啊!说时，父亲好像还沉浸在那份满足里。
父亲从疗养院出来虽然没有了死的危险,但挨饿的日子还远未结束。
生产队时期是靠工分吃饭,而父亲一个人的工分却要养活我们无数张嘴。因此,大姐根本没有上学,后来在扫盲班认识了自己的名字。大哥饿死了,现在的大哥念完初中，父亲烧了好几次书,大哥哭了好几回。父亲的负担是太重了啊!从那以后,大哥苦学苦练开始了他一生的教书生涯，一个月也能挣几百个工分,但我们家却脱不了超支户和借粮户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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