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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颁布讨伐诏书。
这光打雷不下雨，有什么用？
秦牧知道司马安不会胡乱放屁，这么做一定另有用意，他稍一思索，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左传》有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于同为汉人政权的大秦与朱明来说，以异族入侵，强令剃发异服的女真就是外侮。
面对外侮，兄弟之间应该暂时放下嫌隙，共御之。
一直以来，大秦对苟延残喘的朱由榔，都没有主动攻击，甚至还允许商人互通有无。现在大秦起兵北伐，驱逐外敌，朱由榔却在后面趁火打劫，站在民族大义的高度上，他理亏。
现在大秦忙于北伐，不适合大举发兵南征，但也不能就此忍气吞声，必须先坐实朱由榔的“不义”罪名，抢占道义的制高点。
这一点很重要，与对付满清不同，大秦与满清之间，大秦毫无疑问占尽了道义，只要把精力用在军事上，驱逐满清就可以了。
而大秦与朱明之间，以前毕竟是臣与君的关系，道义上并不占理，大秦一统天下虽然已是大势所趋，但将来发兵攻打朱明，总难免会让后世所诟病。
别以为这种“诟病”无关紧要，在这年代，讲究君臣父子，纲理伦常，一切皆须名正言顺才行。
你得位不正，受人诟病，将来就会有人拿这个来攻击你，甚至以此为理由煽动叛乱。
正因此，历朝历代建立之初，无不尽量诋毁前朝，以突显自己夺得天下是合乎大义、是名正言顺的。
司马安建议先发布讨伐诏书，也是本着先抢占大义的意思，现在北伐还没有结束，朱由榔来趁火打劫，有“共御外侮”这个大前题在，百姓都会觉得是朱由榔理亏，进而同情大秦。
一但事过境迁，将来最直接的外族威胁没有了，大秦再讨伐朱明，那就是纯粹的内斗。朱明是曾经的天下正朔，那时百姓就会觉得是大秦在“以下犯上，以臣伐君”，他们就可能会转而同情朱由榔，这对大秦很不利。
按司马安的建议，先发讨伐诏书，让天下百姓都知道，是朱由榔无义在先，将来发兵讨伐那就名正言顺了。
秦牧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让杨慎负责起草了一份讨伐诏书。强烈谴责朱由榔为一己之私，不顾民族存亡，不顾天下苍生死活，不顾华夏衣冠沦丧，趁火打劫，背后拥刀子，险至北伐大业半途而废的恶劣行径。
总之，所有能扣上去的罪名，都扣给了朱由榔和瞿式耜，诏书拟好之，秦牧盖上玺印，正式颁布天下。
这就叫兵马未动，大义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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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边的燕京，祖大寿、吴三桂的叛乱，看似轻易扑灭了，但熊文举那一响屁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却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绝不是祖大寿与吴三桂这一场叛这么简单。
满清入关以来，种种举措，早就让汉人敢怒不敢言；
先是强令剃发易服，让汉人在思想上饱受污辱；
接下将汉人驱赶出内城，让很多士绅之家变成了丧家之犬。
再接着来了一个圈地令，让京城附近的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包衣奴。
这一次接一次的折腾，让汉人的怨恨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满清一直强大，主宰着天下，那么大家只能依旧忍气吞声；
但现在显然不是这样，清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不堪，眼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了。
而之前，有意两边下注，把家人送出燕京的，绝不仅仅是祖大寿、吴三桂、龚鼎孳这几人，这种现象在汉官中普遍存在，谁都想为自家留条后路。
多尔衮这一查，等于是把许多人逼上了绝路，迫使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
汉军镶黄旗牛录章京李元清，既祖大寿与吴三桂之后发动叛乱，他没有吴三桂那样的胆子，敢去袭击摄政王府，却带着一百多名汉军旗士兵出其不意地杀出了京城；
并得到了汉军正蓝旗吴宪的响应，合兵三百，窜入了城西的玉泉山一带，多尔派兵清剿，一时竟奈何不得。
可以说，祖大寿他们的叛乱虽然因准备仓促，导致了失败，但这场叛乱就象星星之火扔进了干草堆，瞬间呈燎原之势。
城外的百姓受够了“包衣奴”的身份，再看满清已是奄奄一息，于是纷纷响应，整个京城周边，叛乱愈演愈烈，少则三五家，多侧三两百人，纷起反抗，杀死奴役自己的满人。
在就燕京周边民乱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胆大包天的人，带着一支水匪出身的人马，突然杀到了天津卫。
天津卫，明初靖难之役，朱棣率兵从直沽出发，偷袭沧州，经过四年的战争，最终攻陷南京，夺取皇位。
为了纪念开始发兵的“龙兴之地”，朱棣把“直沽”这个曾的“天子渡河之地”赐名为天津。“天”是天子的意思，而“津”是指渡口的意思。
天津卫也开始了筑城建设，不过此时的天津城其实只是座土城，周长9里多，城高3丈5尺，宽2丈5尺，城的形状是东西长、南北短，很像一把算盘，所以当时人们也把它称为“算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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