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越说越像大明了。
姜星火话锋一转：“当然了，君子论迹不论心，评价蔡京是否是奸相，也不能主观断定他一切行政决策都是因为要讨好宋徽宗才做出的，更重要的是客观评价的他的行政决策的实际效果。”
“第二个，所谓渐进决策，便是决策者采用渐进方式对现行政策加以修改，逐渐实现决策目标的决策，换句话说，稳中求变。”
高逊志仔细地看向教案，如果说有限理性决策还比较初级，那么渐进决策显然更进一步，而在教案上，渐进决策的要求是这么写的：集中于与现有政策稍有不同或有限方法上不同的政策，而非重新评价决策；不坚持行政问题的解决必须正确，只求管用、可行；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问题，而非制造更大的问题。
显然，蔡京全都走反了。
“譬如朝廷插手药店，如果换做是我们采用渐进决策应该怎么做？”
姜星火循循善诱道：“首先，作为决策者的我们，肯定要考虑有没有现有的、可行的政策作为参考，也就是改良决策的基础，对不对？那么当时有吗？”
“北宋以商业为国家税收的重心，以四民为本为国策，那么破坏民间药业的经营，其实是在自毁根基，这点之前我在《明报》上就讲过，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但凡认为市场的供给被民间私营工商业者控制，北宋朝廷就直接下场参与经营，与民争利，蔡京的这个思路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不正确的所以说，北宋朝廷直接下场经营药店，其实从根本上来讲，所有参考的政策案例，都是失败的。”
“那么再看第二点，什么叫做‘不坚持行政问题的解决必须正确，只求管用、可行’？为什么桑弘羊搞盐铁官营能行？因为盐铁官营不仅赚钱，而且利差巨大，朝廷投入了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而北宋朝廷去亲自经营药店，又比民间强在哪呢？”
“第三点，解决问题而非制造更大的问题蔡京济养医药后续的结果，也都写在了史书上，还不仅仅是官修史书，而是民间笔记、杂谈、地方志俱有记载，足以证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宋朝廷经营的药店，里面比市场价低的药材其实并没有给穷人什么实惠，反而是被负责药店的官吏给挪用了，借此贩售出去牟取个人好处，甚至直接以接近于送的价格整店整店地租给贵戚之家。”
一连串的发问后，姜星火总结道。
“既没有可行的政策案例作为参考，又不坚持政策管用可行，最后反而制造了更大的问题，如果从渐进决策的三个可行性维度来考量，蔡京的济养医药，无疑是全方位失败的。”
“所以说，蔡京压根就不该动济养医药？”
姜星火没有直接回答是或不是，而是示意众人接着翻教案。
“混合扫描决策模型：如果说有限理性决策模型是对全部空间作努力做的细微观察的显微镜，而渐进决策模型则是只对熟悉区域进行大致观察的放大镜，那么前者准确度高但代价大，后者运用的代价较低但准确度不够。混合扫描决策模型则要求同时使用显微镜与放大镜，既要对空间进行多角度的观察，又要对某些部位进行细微观察，既考察全面，又考察重点。”
高逊志问道：“这不也成了国师口中面对糖果要一把抓的‘我全都要’的孩童了吗？”
“非是如此，若是以数术粗略估量，便是有所谓‘二八定律’之说。”姜星火摇头缓缓道。
“十分之二为重点政策，需要朝廷或地方官府的决策者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使用有限理性决策的方法，继而尽可能地追求一个‘满意’的政策答案；而十分之八则为非重点政策，仅仅参考和沿用修改过去成功的政策案例，尽可能节约人力物力，来‘可用’这一解决问题的政策答案。”
不知何时，堂内竟然寂静无声了起来，这时候沉浸式投入状态中的姜星火才发现，原来门口来了几个旁听生。
正是大皇子朱高炽和内阁的三杨，胡广没来，估计当留守儿童呢。
朱高炽带头行了一礼，三杨亦是行礼，随后朱高炽问道：
“依国师之见，若是大明要复行济养医药，该如何来做决策呢？”
堂内众人见了大皇子，亦是纷纷行礼。
虽然不知道对方前来是什么事情，但此时姜星火示意对方先坐下再说。
“方才说过，依‘二八定律’以及历史上的政策案例来看，济养医药不属于适用于有限理性决策的政策类型，也就是说，虽然从内心出发，很想马上实现让所有的大明子民，都可以实现济养医药，但作为决策者，我们应该知道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咱们大明朝廷非要强行干预，那么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蔡京医药的复现。”
内阁三杨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都得到了相同的答案。
作为个人，每一个稍有良心的人，都希望能实现这样的太平盛世，但作为决策者，现实情况是国家财政不允许，因为这是需要持续巨量投入而且几乎没什么收益的，以大明目前脆弱的、基于官田属性土地税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库来看，肯定是做不到的，一丝一毫的可能性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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