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常言道》中时伯济带子钱寻找母钱及钱士命用母钱到海湾中引子钱等情节。
荒诞性格，这是通过夸张描写丧失“自我”的畸形人。
在病态的社会土壤里，往往会孕育出这种精神变异、性格荒诞的人。
像《常言道》中的钱士命，就是一个丧失人的感情、人的灵魂的畸形人。
又如《斩鬼传》中的仔细鬼，临死时吩咐儿子道:“父的苦扒苦挣，扒挣的这些家财，也够你过了。只是我死之后要及时把我的这一身肉卖了，天气炎热，若放坏了，怕人家不出钱。”
说着就呜呼哀哉了，不多时又悠悠地转活过来叮嘱道:“怕人家使大秤，要你仔细，不要吃了亏??”说毕才放心死去。
人死肉尚能卖，可见人已物化。
所有这些，都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可能存在的人。
但是，作者为了使读者产生一种怪诞的感觉，为了更真实地表现社会的病态现象，就把讽刺和怪诞的审美意蕴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既超现实又不脱离现实的艺术氛围，读者在此氛围中，还是可以感受到较明确的象征意义，即谈鬼物正似人间。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说过:“真正的怪诞是赋予丰富的包罗万象的内在内容以极鲜明的外部形式，并加以大胆的合理化，而达到高度夸张的境地。”
“不仅应该感觉和体验到人的热情的一切组成元素，还应该把它们的表现加以凝聚，使他们变成最显而易见的，在表现力上是不可抗拒的，大胆而果敢的，像讽刺画似的。”
“怪诞不能是不可理解的，带问号的。怪诞应该显得极为清楚明确”。
可见，怪涎尽管是一种现实的变形，但仍然要求有内在的现实内容，这就是“怪”与“真”的统一，魔幻化的讽刺小说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说滑稽时有深意。魔幻化讽刺小说的作者都很关心现实，关心人生。
由于关心，所以对日下的世风、丑恶的现实更有一种忧患感、痛苦感、愤激感。
然而，他们却把苦恼藏在奇异的轻率之中，在自己的作品中采取了一种轻佻的形式。
嘻嘻哈哈，玩世不恭，把痛苦变为滑稽，从而在滑稽中宣泄愤激之情，表现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的善良而真诚的愿望。
在《斩鬼传》中有一五鬼闹钟馗的情节。
伶俐鬼因酽脸鬼等被诛，风流鬼又被钟馗赶入棺木，大哭一场，认为“此仇不可不报”，就纠集鬼兄鬼弟，趁县尹吊丧、含冤负屈二将外出时，假扮衙役，灌醉钟馗。
然后，伶俐鬼、清虚鬼脱了钟馗的靴子，滴料鬼偷了宝剑，轻薄鬼伤了笏板，短命鬼爬上树去，扳着树枝，伸下脚来，将纱帽夹去藏了。
弄得钟馗脱巾、露顶、赤脚、袒怀、不成模样。
诛杀人间众鬼的神道钟馗，却经常被众鬼戏弄，确实滑稽可笑。
但在这众鬼把丑自炫为美的滑稽描写中，却曲折表现了清代那些“人鬼”活动之猖獗、捣鬼之有术，使敢于主持公道、为民除害的官员难免受欺的可恶现实。
第三，用俗谚常出妙语。
在语言运用方面，三部书除了了双关妙语、谐趣横生之外，更突出的特点是对俗谚的活用，从而使这类讽刺小说更有一种轻松有趣的喜剧气氛。
鲁迅曾在《门外文谈》中谈到:“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语’，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也觉得趣味津津”。
这种活泼有趣、颇有意味的方言土语，在作品中有三个表现特色:
一是以惯用的成语、俗谚来比喻某种“现世相”。
成语如“掼纱帽”比喻因气愤而辞职，“湿布衫”比喻缠在身上摆脱不掉的棘手事，“三脚猫”讽刺什么都懂一点又什么都不精的角色，俗谚如“说嘴郎中无好药”比喻夸夸其谈的人没有真本领，“杀他无得血，剥他无得皮”形容光棍无赖的本质，“和尚无儿孝子多”是对贪色和尚的讽刺。
这些都可以说是“现世相的神髓”。
二是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对语中，使文字更见精神，作品更添趣味。
《何典》第三回叙述活鬼得病、服药无效后的几句插白:“正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果然犯实了症候，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了。”
又如《常言道》中对钱士命拜佛的描写:“钱士命立起身来，满殿走去，见了大佛磕头拜，见了小佛踢一脚，拣佛烧香，独向救命皇菩萨案前暗自祷告”。
这就是“大佛得得拜，小佛踢一脚”俗谚的化用。
三是用俗语、俗典表现人物的心理。如《常言道》第三回写钱士命想金银钱想得一夜无眠，作者就撷取民间流行的“五更调”让他唱道:“一文能化万千千，好换柴和米，能置地与田，随心所欲般般便，教人怎不把情牵，胜此爹娘与主子个也先，我的钱啊，称买命，是古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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