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像是《何典》，又名《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十回。
作者是张南庄，据光绪刊本“海上餐霞客”跋，张南庄为乾、嘉时上海十位“高才不遇者”之冠首，“岁入千金，尽以购善本，藏书甲于时，着作等身。
而身后不名一钱??”所着编年诗稿十余部，皆毁于咸丰初之兵火，独此书幸存，初印于光绪四年(1878)。
书叙阴山下鬼谷中三家村有一财主名活鬼，因中年得子，演戏谢神，结果戏场中闹出了一场人命，受到土地饿杀鬼的敲诈勒索，弄得家破人亡。
其子活死人少小无依，为舅母逐出行乞。
幸遇仙人赐以辟谷丸、大力子和益智仁，并得仙人指点到鬼谷先生处学艺，后与师兄弟一起平定青胖大头鬼和黑膝大头鬼的叛乱，被阎罗王封为蓬头大将，并奉旨与臭花娘成亲，安居乐业。
《常言道》，又名《子母钱》，四卷十六回，定稿于嘉庆九年(1804)，现存嘉庆甲戌十九年刊本及光绪乙亥新镌的袖珍本。
作者题名“落魄道人”，而关于落魄道人的真名真事，目前一无所知。
不过从作者的道号及作品的描写可以想见，这也是一个独具慧眼、满怀愤激的失意文人。
书叙青年士人时伯济出外游历，带着子钱寻找母钱，不幸失足落海，飘至小人国，在没逃城中受到贪财悭吝、廉耻丧尽的财主钱士命的侮辱，后逃至道德高尚、古风犹存的大人国。
钱士命仗势欺人，在向大人国索取时伯济时讨战骂娘，被大人踩死，落得身亡财空。
而时伯济则时来运转，为大人送归本土，渡海得钱，合家团聚。
从题材构成看，三本书是各有特点:一是把阴间的鬼魂请到阳间斩鬼，一是把人间的活报剧搬到阴间，一是以海外之民俗影射本土之风情。
由于题材构成的不同，所以讽刺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从对丑恶世相的讽刺，到对官场黑暗的抨击，再到对金钱本质的揭露，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讽刺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斩鬼传》对丑恶世相的讽刺。
在封建社会，不良不善的习尚都会或重或轻地危害着社会风气，或多或少地侵蚀人们的灵魂。
到了清初，这些习气以及表现在各种人物身上的病态现象，如妄尊自大、思想僵化、诓骗、悭吝、贪婪、好色之类，随着封建末世的日渐腐朽，便很快地蔓延开来，虽然大多属于不犯王法的社会道德风尚问题，然而却足以败坏世道人心。
因此，刘璋就在钟馗捉鬼故事的基础上，进一步想象、虚构，把世间终生各种不良习性幻化为行为人类、心是鬼魅的阴间怪物，然后把它们作为书中主要讽刺对象。
其中有妄自尊大的捣大鬼，还有寡廉鲜耻的涎脸鬼，有一毛不拔的龌龊鬼，还有那怕被钟馗捉到、主张把银子打成棺材、趁早钻进去埋在地下、以便“人财两得”的守财奴仔细鬼等等。
第二部曲是《何典》侧重对黑暗官场的抨击。
《何典》通过描写嘲笑阎罗王及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
重点讽刺和抨击了我国封建社会崩溃前夕官场内幕的黑暗现实。
小说描写贪官污吏见钱眼开，见人有几个钱便生勒索之心，然后又用勒索到的钱再去买通上司，步步高升，以至官官相护，大官小官，无一好官，直弄到官逼民反，一发而不可收拾，作为最高统治的阎王也差点跟着完蛋。
这种描写比起《斩鬼传》，更具有认识价值和批判意味，可以说，这是封建末世官场活剧的概括，是清王朝吏治腐败的缩影。
第三部曲是《常言道》侧重对金钱本质的揭露。
《常言道》是一部专以金钱为题材的作品。
它以海外小人国的民风习俗影射本土的风俗人情，以大人国的敦厚民风对比本土的歪风邪气，并且在更深广的意义上揭露了金钱的本质，可以说是对《何典》中“钱能通神”的一般认识的深化。
魔幻化讽刺小说，尽管在题材构成、讽刺对象等方面有所不同、有所侧重，但在艺术表现方面则是有着共同的特征。
如果说，借魔幻形式批判现实的基本创作精神是承《西游记》续书而来的话，那么具体的艺术手法，则多承前代讽刺文学对虚构的、寓言式的人与事进行讽刺的特色。其表现为:
第一，谈鬼物正似人间。表现在作品中主要是用怪诞的手法描绘社会现实中不存在的鬼怪神妖、大人小人，以此批判社会影射现实。
情节怪诞，这是通向艺术组织的整体怪诞。
《斩鬼传》把阴间的鬼魂请到人间斩鬼，由此虚构了一连串荒诞不经的故事。
和尚的大肚子可以吞下三个鬼物，然后把它们“当作一堆臭屎屙了”。
桦树皮可以造脸，并且还可以装上良心，良心一发动，厚脸就会变薄等等。
《何典》则把人间的活报剧搬入阴间，“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实则不离乎开鬼心，扮鬼脸，怀鬼胎，钓鬼火。抢鬼饭，钉鬼门，做鬼戏，搭鬼棚，上鬼堂，登鬼箓，真可称一步一个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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