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历史演义小说了，这类小说主要受史学着作的影响较大。
因为中国的史学取得辉煌的成就，像是卷帙浩繁的历朝正史和难以数计的野史、杂记为历史演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史学的“实录”精神为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比较真实丰富的历史素材。
比如班固曾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
因此自从班固把《史记》的写作原则概括为“实录”之后，又经过刘知几等史学理论家的发展，“实录”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着作最重要的写作原则之一。
这种“实录”原则，表现在历史学家要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
于是他们开始了严肃认真广泛地收集材料。
而且还对这些材料进行考辨，对有疑问的问题，则取“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慎重行事，不武断草率。
可以说优秀的历史学家具有如实揭示历史真相，不为强暴所屈的传统美德，像是司马迁不因为刘邦是本朝开国之君而不写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以及无赖行径。
以及班固在《汉书》中一面赞扬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显赫功业，另一方面指出他“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实录”还要求实事求是，不能感情用事。
如司马迁并不喜欢吕后，但仍然肯定她的才干，不讳言在她当权时出现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繁荣景象。
陈寿《三国志》对于诸葛亮，既肯定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可谓治世之良才”。
同时又尖锐地指出他的缺点:“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由此“实录”精神演化成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对古代小说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史学家写历史，总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表现自己的理想情操，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熔铸在史实中，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
鲁迅对《史记》的评价就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史记》像《离骚》一样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也正因为《史记》有强烈的抒情性，将充沛的感情灌注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所以才使历史人物神采飞扬，栩栩如生，使那些历史场面精彩生动，感人肺腑。
历史演义小说家既然是创作小说，应该可以更好地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理想，对历史事件进行审美的观照和表现。
不过，在历史演义小说长廊中，除了《三国演义》等少数几部作品之外，相当多的作家片面照搬历史，把历史演义小说写得毫无生气。
另外，中国的史学着作为小说提供了可资效仿的结构体例。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记录最完整的国家，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其中“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作为“三大史体”最为引人注目。
纪传体，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顺序为中心，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件为中心，各具特色，各领风骚，蔚为大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三种文体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编年体(如《左传》)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便于反映历史发展的梗概，便于条理清晰地处理错综复杂的史料。
纪传体(《史记》)则有利于描写历史人物，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纪事本末体(《通鉴纪事本末》)则有利于全面地首尾连贯地描述重大事件。
“三大史体”为历史演义小说家处理、安排创作素材，构建小说的叙事结构提供了现成的范例。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以陈寿《三国志》的史料为主要依据，参照《资治通鉴》编年体的结构方式，总体结构是属于编年体。
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则采取纪传体，以岳飞一生为中心，依照时间顺序记述岳飞一生各个阶段的重大事件。
历史着作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形象传神的历史人物，为历史演义小说叙事写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至于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的话——先是“讲史”。
稍稍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宋元“讲史”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
“讲史”是说话技艺中的一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时就有专说“三分”的专家霍四究，专说五代史的专家尹常卖等。
“讲史”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吸收民间传说，讲述历代兴废争战之事。
它的特点是:一取材于历史，以朝代为主体，不以英雄人物为主体;二是讲述历代盛衰兴废之事，侧重政治、军事斗争。
三是基本上采取“正史”的书面语言，也吸收了民间口语，形成半文半白的文体;四是篇幅较长，分节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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