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宋元“讲史”文本多有遗佚，现存者甚少，只有八种而已。
我们下面可以对这八种讲史话本作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是《新编五代史平话》，这部书无作者姓名，是宋刊本。
它是说“五代史”的底本，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其中梁史、汉史的下卷已佚。
全书主要依据史实，历叙五代兴替始末。
在它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在元末或明初产生了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其次是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等五种，均不署作者姓名。
《武王伐纣平话》，别题《吕望兴周》，分上中下三卷。
从纣王行香、苏妲己被魅开场，次叙云中子进剑除妖，再叙纣王荒淫暴虐，囚西伯于羑里。
再次叙西伯回国，聘姜尚助周;文王死，武王、姜尚起兵伐纣，直至纣子殷郊斧斩纣王。
《封神演义》就是以它为蓝本创作而成。
《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又名《乐毅图齐》，亦分上中下三卷。
本书以孙膑、乐毅为主要人物，描述燕齐两国之间的矛盾斗争。
它的《前集》已失传，但从《后集》的“入话”可以推出，《前集》必写“孙庞斗智”，明吴门啸客编的《孙庞演义》可能就是根据《前集》改编的。
《前汉书平话续集》，别题《吕后斩韩信》，亦分上中下三卷。
主要写刘邦做皇帝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残杀。
刘邦对韩信存有戒心，韩信杀楚臣钟离末献汉王，反而被夺了军权，改封淮阴侯。
番兵入寇，陈豨奉命御敌，与韩信密约，到边地举反旗。
刘邦恐慌，决定亲征，并嘱咐吕后用计诱斩韩信。
刘邦死后，诸吕作乱，群臣不服。
最后樊哙的儿子樊元亲率诸军攻入宫中，杀诸吕，包括其母吕胥，迎薄姬所生的北大王入宫即位，就是汉文帝。
此话本大致于史有据。明甄伟《西汉演义》八四节至一零一节是依据此书上卷、中卷内容进行改写的。
《三国志平话》亦分上中下三卷，这是《全相平话五种》中最重要的一种，已经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
还有《宣和遗事》，记载北宋后期至南宋的历史，总结宋人失国的历史原因。
其中对后来小说影响最大的是梁山泊故事。
还有《薛仁贵征辽事略》。现存于《永乐大典》，记叙薛仁贵随唐太宗征辽，英勇善战，屡建奇功。
可以说讲史话本对历史演义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从思想上说，“讲史”以儒家思想为主调，渗入市民阶层的思想情感。
2、从题材上看，“讲史”以历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素材，在史书基础上，适当吸收民间传说、故事。
3、“讲史”的体制，形成了历史演义小说章回体的特点，“讲史”的全知叙事方式也为历史演义小说继承。
4、从语言上，“讲史”创造了一种半文半白的语体，“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历史演义小说也袭用此种语体。
而关于古代对于历史演义小说的歧见与界定的话。
可能大家要问，究竟什么是历史演义，它与历史的关系如何，是否允许艺术虚构，虚构到何种程度，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这些问题大致有两种见解。
一是正史派，他们认为历史演义小说应忠实于史实，只是把历史通俗化。
像是庸愚子(即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提出历史演义要“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修髯子(即张尚德)提出要“羽翼信史而不违”(《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到了清代蔡元放则更为彻底，他谈到《新列国志》改编时说。
“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事实也记不了，哪里还有工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
他们认为历史演义要忠实于历史，那么历史演义与历史有何区别呢，为什么要创作历史演义呢？
他们认为，历史演义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1、可以把历史通俗化。陈继儒给历史演义下的定义是:“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唐书演义序》)
2、“亦足补经史之所未赅”(陈继儒《叙列国传》)，就是正史叙述比较概括简要，通俗演义使之更详细、更丰富，对正史起演绎补充作用。
3、把历史条理化。因为史书记载的史实比较分散、杂乱，历史演义则“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余象斗《题列国序》)
4、在忠实史实的基础上，可以在文字上增添润色，增加它的生动性、可读性。
这一派主张基本上混淆了历史与小说之间的区别，把历史演义看作正史的普及本，忽视了小说作为形象思维的艺术产品的审美特征，给历史演义小说创作带来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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