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诰》指出，“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蔡沈《书集传》对此解释说：“成汤原性以明人之善。”“若有恒性”强调君主应当顺从臣民的常性施行政教。周代是礼乐文明的鼎盛期，礼乐是周代政教的主要载体。而礼正是缘情而作，《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郭店楚简《语丛二》说“礼生于情”，这既显示出我国传统政教对人性的关怀，也显示出我国古代高超的政治智慧与行政艺术。同时，“若有恒性”不仅仅是治国良方，也是教育的明智策略。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与“若有恒性”的施政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强调根据人的性格特征实行教化，从而提升人们的修养。
《汤诰》属于“晚书”。《史记·殷本纪》也记载了汤伐桀还亳后作《汤诰》，所引三段诰词与此篇完全不同：
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
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
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
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
《史记》所载诰词紧紧围绕一个“民”字，首先告诫诸侯要勤事利民，然后概述大禹、皋陶、后稷治事安民的功绩，要求诸侯决不能像蚩尤那样扰民作乱，最后警告诸侯如果不治民事就要受到惩罚，甚或剥夺君侯的爵位。本篇则主要说明伐桀的道理。清代不少学者认为传本《汤诰》是伪古文，《史记》引文是真古文。黄宗羲就曾指出后人“误袭周制以为《汤诰》”，“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提供佐证。从编辑角度分析，《汤诰》应与《汤誓》和《仲虺之诰》在内容上有所区别；从逻辑事理分析，伐桀之前当应说明伐桀之由，登基之后当应申明治国之道。兼之，司马迁曾问古文《尚书》于孔安国，司马迁所见所引《汤诰》，当更近孔安国的古文《尚书》。
《国语》和《墨子》引《汤誓》多与《汤诰》相似。《国语·周语上》引《汤誓》“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不见于《汤誓》，却与《汤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相似。《墨子·尚贤中》引《汤誓》“聿求元圣，与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不见于《汤誓》，却与《汤诰》中的句子“聿求元圣，与之勠力，以与尔有众请命”相似。这些为辨析《尚书》真伪以及研究《汤诰》的文献价值提供了重要史料。
帝制时代君王的“罪己诏”或许也是一种诰体。《说文·言部》：“诏，告也。”“罪己诏”亦即“罪己诰”。《汤诰》则是“罪己诏”的滥觞。例如，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化习语“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类似《汤诰》的“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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