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下面原文还有两节，已与上文论天的内容无关，疑是他篇文字混入，故予删去。
赏析：
《天论》是荀子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加以总结、发展而写成的一篇着名哲学论文，在历史上有着突出的成就和贡献。
在他以前的许多着名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自然哲学观。如孔子虽亦主张自然之天，但同时又相信天命，他提出“君子有三畏”，第一畏就是“畏天命”；老子、庄子虽然承认天就是自然，它没有意志，不能赏善罚恶，但是又认为人们应该听命于自然，主张无为而治，不知道、甚至不承认人能够掌握、征服自然，使之为人所用；墨子虽反对命定论的观点，但还是相信有命，相信有鬼神，认为天是有人格的主宰者；孟子也是认为天是有意志、有思想的，只不过要通过老百姓的好恶来体现罢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荀子在《天论》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哲学观，无疑要比以上先哲进步得多，正确得多，这是非常难得的。近人范文澜说得好：“各学派中只有荀子能正确地说明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天论篇》应是诸子书中最有积极意义也是唯物论思想最显着的一篇重要着作”，而这，“正是战国时期生产力显着发展的反映”（见《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五章第七节）。下面对此试作简要剖析。
一、“敬己”“戡天”，见解卓越。
文章一开头，便直截了当地强调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这清楚地表明了荀子把天看作是一种物体，即大自然，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不依人们的主观愿望和君王的好坏为转移，也不能主宰人们的吉凶祸福；社会上的吉凶祸福，贫富疾病，完全是人们自己造成的。接着从正反两方面运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证明，从而得出要“明乎天人之分”，要“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的正确结论。这一观点，闪烁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光辉，一扫以往对“天”种种歪曲的或片面的理解，还给“天”本来的面目，为科学思想在中国的发育滋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荀子还正确解决天与人之间的关系，教育人们不要“错人而思天”，而要取法天象之可以期，地宜之可以息，四时之数之可以事，阴阳之和之可以治，以理人事，从而求得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的安乐。尤为卓尔不群的是荀子还大胆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骋能而化之”“有（佑）物之所以成”的主张，认为人类应该在了解、掌握天的运行变化的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的智慧才能，去驾驭自然，征服自然，使天地万物都能为人类服务，并且使万物更多、更好、更快地成长。这种“官天地、役万物”、“人定胜天”的“戡天”思想，在先秦诸子的哲学理论中，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也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荀子关于天人关系的认识论，不仅肯定了“天”是物质的存在，它不可能有什么主观意识对人怎么样（当然，如果人们无视或违背了自然规律，那还是会遭到惩罚的），而且进一步指出人应该如何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对天有所作为。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就不是机械唯物论，而基本上接近辩证唯物论了。这种见解，在我国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在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民族还处在蒙昧状态的阶段，怎能不令人由衷赞叹它的卓越无比呢？
二、析异解惑，论证严密。
在远古时代，由于科学不发达，认识有局限，人们对自然界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不能正确地加以解释，因而或者惊恐害怕，或者拜禳祈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些统治者（包括最高的君主以及为之服务的巫祝等官员）则利用人们的无知，推波助澜，大肆宣扬迷信活动和神权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借以维护其长期统治，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观卦》），正是这种手段和目的的写照。在这种情况下，荀子却能义正词严地辟除各种迷信神怪传说，明确指出“星队木鸣”，“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乃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是无世而不常有之”的；还进一步指出：“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这就充分表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变异，都只是自然现象，与人治无关，更不是什么“上天垂警”“神灵显威”。为了解除人们心中的疑惑，荀子在这里特地运用了设问（自问自答）、排比、反复、对比等修辞手法，并且多用判断句，斩钉截铁又酣畅淋漓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论证了这一观点的无可辩驳的正确性。这就有力地破除了当时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迷信思想，也正充分反映出荀子科学的理智的自然观。在“雩而雨，何也”这一设问里，荀子不仅明确表示旱和雨都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求神时碰巧下雨，就如同不求神也会下雨一样；而且推而广之，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实质，认为求雨的雩祭，“日月食而救之”，“巫筮然后决大事”，都只是政事上一种文饰，也即是一种政治手段，并非真的有什么神灵在主宰着。这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科学论断，可说是非常大胆的，在当时条件下，是极其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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