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以来三省六部九卿多有涉及，赵鼎拣选品德高尚、能臣干吏充任。
朝堂为之一新。
大有新朝振兴之势。
岳相公利用赵鼎的威望，内阁便又开始政体革新，淘汰庸吏、提拔能臣。
大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和相对应的冗费。
明明一个官能做的事情，官家必须分权几个，好像只有这样才能预防官员造反一般，因而导致官多事少，还互相推诿，又致使养官费用居高不下。
新政后，帝国分为四级管理：内阁——行省——州（府）——县。
内阁定为群相制，与军国大事若内阁大臣意见相左，便“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内阁大臣官级为：从一品，加太师、太傅、太保衔为正一品。
行省机构为布政使从二品，可设幕僚主簿。
提督正三品，按察使正三品。
又加了学政，负责行省内教化、资助和培养学子。
学政官级为从三品。
州府配制相同，只是官级比州官高一级。
州、府级设为：知府/知州、通判（协助主官处理政务）、兵马都监。
除了京城府尹，天下知府分为上、中、下等府。
知府上府正四平、中府从四品、下府正五品。
通判、兵马都监只所在知府降半级。
而州级也分上、中、下等州，上等州知州正五品、中等州知州从五品、下等州知州正六品。
所属通判和兵马都监又比知州将半级。
县级，只配置知县、县丞、县尉。
知县官级为正七品，县丞和县尉为从七品。
组成帝国官员权力结构。
内阁又将众多的散官停放俸禄，只给与田地，按级别免除徭役和田赋。
如此解决的冗官问题，为帝国节省下近三成国库银两。
岳相公、韩世忠和赵鼎对军制也做了改制。
禁兵（野战军队）制改革为：枢密院——四镇（东西南北）大将军——四安大将军——杂号将军——偏将军——校尉。
枢密院枢密使官级从一品，副枢密使官级正二品，加太师、太傅、太保为正一品。
四镇大将军官级为正二品，主一方征战，节制诸将，并不常设，战事一毕便裁撤。
四安大将军官级为从二品，可开府建牙，设置幕僚佐官，以安抚震慑一方。
杂号将军官级为正三品，与提督相同，统帅一路军马。
杂号将军即是：如武威将军、建武将军、伏波将军等等，比大宋设置的都统制、统制、统领威风了很多。
偏将军官级为正五品，比兵马都监稍高，统帅一师兵马。
校尉官级为正七品，管辖一营兵马。
各级副将再降半级。
废宋朝军制，改为：百人为一哨，设哨官或都头。
五哨为一营，设校尉。
五营为一师，设偏将军。
五师为一军，设杂号将军统领。
此为常设军制，战时有四镇大将军、四安大将军等节制诸军。
政体和军制改革后，成为“绍兴革新”。
中央户部只负责给养禁军。
厢军由各县、洲（府）、行省承担，或以徭役、或以钱粮抵扣，如区域发生战乱，中央户部再自行补助。
如此冗兵弊政便彻底解决了。
也改变了两宋外干内强的尴尬局面。
三人事毕，沏上杨沂中所赠新茶，皆长出一口气。
岳相公坚持对秦桧和张俊二人“抄家籍没”，财产充公。
赵鼎怕是自大宋开国以来并无“抄家”旧例，开了如此先河恐后世议论。
大宋对文臣武将贪污很是宽容，甚至还“鼓励”。
大宋律法也是击杖、流放等，最严也就是“黥面”，也就是脸上刻字。
韩世忠道：“这奸相丧权辱国，既杀他十次、百次也不为过。”
赵鼎沉思片刻，也默然应允。
过了一日，便有内阁钧旨：封枢密院副使杨沂中为镇东大将军，领两万余禁军驻防扬州城，节制两淮诸军，以防备金兵突袭。
申时，大理寺丞何彦猷求见。
这大理寺丞何彦猷和大理寺卿李若朴在正史中，是奉命首审岳飞一案的主官。
只是二人正直无私，顶住秦桧层层重压，毅然定为：无罪。
因而得罪了秦桧，被排挤出京。
因此这二人的面子也是要给的。
二人外堂落座，岳相公问道：“查抄秦、张二府有何难处？”
“哦，李若朴大人恐大理寺官吏中饱私囊，特向张宪张太尉借了五百禁军压阵。只是款项巨大，一时还未出结果。仅张俊府中所得钱两，已远超国库数倍。”
岳相公惊道：“哦，张俊如此大胆。”
何彦猷道：“秦桧所藏珍宝、古玩众多，怕一时不可估量。”
虽知此二人赃款巨大，但仅一府之私竟远超国库数倍。
也是惊叹不已。
岳相公和何彦猷，结伴前去大理寺。
却在大理寺衙署，见一个少年抱着包袱，在门口来回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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