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村民大会还有七天时，雨林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大雾。
晨雾浓得化不开，十步之外不见人影。岩叔站在祠堂前的空地上，望着白茫茫的山谷，心中却异常清明。这雾像是某种隐喻——前路不明，但脚下的土地是坚实的。
“岩叔，县林业局的专家到了！”阿木从雾中跑来，身后跟着三个背着仪器的人。
为首的是位四十多岁的女工程师，姓周，戴着眼镜，说话干脆利落：“岩叔您好，我们是来协助做最后的地勘复核的。保护区申报材料里，边界勘定是最关键的一环。”
岩叔与她握手：“辛苦你们了。雾这么大，能工作吗？”
周工笑了：“正好。这种天气能看清水源地的雾气走向，对生态边界的判断有帮助。”
接下来的三天，周工团队和村民们一起，沿着“绿线”重新走了一遍。这一次，他们带着卫星地图、红外相机和土壤检测仪。古老的林语符号与现代测绘数据在图纸上重叠，形成一幅跨越时空的生态地图。
“这里，”周工在一处山涧边停下，指着岩石上几个几乎被苔藓覆盖的符号，“这些标记的意思是‘水源心脏，不可动’，对吗？”
岩叔惊讶地点头：“您认识林语符号？”
“来之前做了功课。”周工蹲下身，小心地清理岩石表面，“但亲眼看到还是震撼。你们祖先标记的这几个点，和我们用仪器检测出的地下水脉核心区完全重合。三百年前，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一代代传下来的。”岩叔也蹲下来，手指轻触那些凹陷的符号，“老人说，看树冠的朝向，看岩石上的苔藓分布，看动物的迁徙路线，就能知道水在哪里。”
周工站起身，认真地看着岩叔：“这些知识，应该写进申报材料的核心章节。这不是迷信，是长期的生态观察经验，有科学价值。”
与此同时，在村子的另一头，许兮若和高槿之正在整理村民们的“生命故事”。
这是陶教授的建议：在冰冷的科学数据之外，加入人的维度。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请老人们讲述与雨林相关的记忆，请年轻人描述他们对未来的想象。
在村东头的木楼里，八十七岁的玉婆坐在火塘边，手里捻着麻线，声音缓慢而清晰：
“我十四岁那年，跟着阿妈进雨林采药。走丢了，三天三夜。不害怕，因为林子养人。渴了有芭蕉心，饿了有野果，晚上睡在树洞里。第四天，找到了‘哭石’——一块会滴水的石头，顺着水流就走出来了。那以后我知道，林子不是敌人，是老师。你敬它，它教你。”
玉婆的孙女阿月在一旁录音，眼睛湿润。她在省城读大专，学的是市场营销，这次专门请假回来参与材料整理。
“奶奶的故事，我以前觉得是老套。”阿月对许兮若说，“但在城里待了三年，我才明白这些记忆有多珍贵。我们同学聊起家乡，有的人只能说‘有个山’，有的人连山都没有了。”
高槿之正在拍摄玉婆手上的老茧——那是七十多年采药、织布、劳作的印记。镜头特写下，每一道纹路都像是雨林地形的微缩。
“这些影像和口述史，会是申报材料最有力的部分。”高槿之对许兮若低语，“科学证明这片土地值得保护，而故事证明这里的人值得尊重。”
傍晚，所有资料在祠堂集中。周工的技术报告、村民的口述史、生态监测数据、林语符号的解读、历代村志的摘录……堆满了三张长桌。
岩叔一份份翻看，手有些抖。这些纸张和文件，承载的是那拉村六百年的历史，是十七代人的生命轨迹。
“还缺一样东西。”岩叔忽然说。
大家都看向他。
“缺一份全村人的签名。”岩叔站起来，走到祠堂正中，“申报材料不能只有数据和故事，还要有当下活在这里的人的意愿。愿意保护雨林的人，签个名；有疑虑的，也可以签，但可以注明疑虑是什么。我们要让上面看到，这不是几个人的主张，是社区的共同选择。”
这个提议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如果有不少人签了‘有疑虑’怎么办？”阿木担心地问，“会不会影响评审？”
周工却点头：“岩叔说得对。真实的社区意见比完美的 unanimity（一致同意）更有说服力。评审专家想看到的是真实的决策过程，而不是表面的一致。”
许兮若若有所思：“这其实是一种民主训练。保护区如果批下来，未来的管理也需要持续的社区参与。从签名开始练习表达真实意见，是好事。”
于是，一份特殊的签名册被制作出来。封面是阿月设计的：上方是雨林的轮廓，下方是祠堂的屋檐，中间用林语和汉字写着“那拉村的声音”。
签名从第二天开始。祠堂门口摆了一张桌子，岩叔、许兮若、高槿之、周工轮流值班，向每一位前来签名的村民解释签名的意义。
第一天，来了七十二户。大部分签的是“全力支持”，也有十几户签了“支持但担心收入”，三户签了“需要更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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