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伟东虽说身在大洋彼岸，但对于国际和国内的事，他照样在时刻关注着，一点赚钱的机会都不会放过。
就在世界杯结束的两天后，世界杯的余温还没散去呢，国内一个未来的通信行业的巨头出现了，它就是联通。
联通出现的初衷，就是相关部门为了打破，电信在相关业务上的一家垄断。——虽说后来屠龙者也变成了恶龙！
联合通信公司，看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它的身后是几大部委在支撑。
不过，公司是成立的，可几大部委只是抠抠搜搜的凑出来13.4亿元，给它做启动资金。
这点钱，说句不好听的，对一个通信公司来说，连塞牙缝都不够。可谁让这会儿都穷呢，想多给点，部委手里也得有啊。
可上头有令，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于是，为了筹集资金，发展通信网络，联通采取了“中中外”的模式。
所谓的“中中外”模式，在当时是一个迫不得已采取的融资、发展的手段，但在后来看就是，联通为自己挖的一个巨坑，还是差点把自己坑死的那种。
“中中外”指的是，联通背后股东所属的一家中方企业，与境外公司设立中外合作或合资企业，后者再与联通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合同，项目执行期通常为15年。
合资（合作）公司提供资金，双方在一定区域内联合投资通信网络。建成后由联通公司经营，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享现金流（包括折旧费、入网费和利润）。
从95年到97年，联通用“中中外”的方式，与11个国家和地区的32家电信公司，共签订了46个项目的合作合同。其内容以GSM为主，并涉及市话、长途、CDMA等领域。
预计总投资规模618亿元人民币，实际融资约为10亿美元。
在这种模式下，就投资比例而言，合资公司的外资一般占有绝对优势，在吉省等地外资竟达到了100％。
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在现金流的分配上，多为“三七开”。——联通三，外资七。
有的地方分配比，甚至达到了更为惊人的一比九，当然还是联通一，外资九了。
被分割成40多个小牌照的联通，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整体性。
外资的目的和逻辑很明确，如果按“中中外”提出的现金流分配模式，第一年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马上就可以提供二期资金。
如此滚动，外资在联通的网络规模里，占据的总额甚至会超过70％以上。
而此时，国内还不允许外资进入基础通信领域。“中中外”模式，却绕过了法律，找到了一条抢滩登陆的捷径。
至于所谓的法律法规，早就被淹没在了项目开工时，各级领导热情洋溢的讲话之中，鲜少有人提及，或者说被刻意回避了。
“中中外”的模式，使得联通的收入和潜在利润，大都被投资方在短时间内分掉，致使联通无法完成资本积累，公司的发展前途一片渺茫。
联通成立四五年的时间，净资产只增长了不到10亿元，资产负债率却高达87％。
而被寄予厚望的“中中外”模式，更像是一种作茧自缚或是饮鸩止渴的行为。
邮电部门不是没对这种模式提出过质疑，但邮电部是电信公司的亲爹，而联通的背后则是电子部、铁道部等十五个部委、单位，不同意见更容易被视为不同势力的较量。
直到98年，有关部门才正式否定了这种模式，要求联通停止“中中外”项目，对投资方的资金本金予以清退，并给予相应的补偿。
于是从99年3月开始，联通聘请国际级投资银行进行艰苦谈判，数度调整策略，历时一年的时间，终于逐一清退了“中中外”项目中的外资。
不过，在这次的清退中，国家和联通也是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损失不损失，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反正他们赚了也不会分给唐伟东一分，赔了也不用唐伟东出一分钱。
不对，也不能这么说，唐老板可是纳税人啊，赔了的钱也有一部分是他上缴的税。
既然这样，那就不能这么眼睁睁的，看着联通往火坑里跳了——必须得推他们一把！
他们不是需要引入资金嘛，咱唐老板穷的就只剩下钱了。他们不是需要引进技术嘛，咱唐老板的手里可握着，诺基亚这个通信行业的小哥哥呢。
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这不正是联通和有关部门，梦寐以求的合作对象嘛。全世界32家电信公司都能跟联通合作，多唐老板一个，多乎哉？不多也！
唐伟东在听到联通成立的消息后，就盯上了他们，本来还含羞带臊的不大好意思下手。
现在一想，那些投资的外商，本来就从他们身上赚了老鼻子的钱了。
为了“清退”他们，还要给予他们补偿。关键补偿的钱，花的还是自己这些纳税人的钱，这一下就给唐伟东找到出手的台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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