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摆摆手道；“这些是大家应得的，有苦难才会懂得珍惜，这些土匪横行易州，为什么在易水湖被大家绞杀，因为我们经历过生死，想奴役我们，那就以命换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有了这股精神，别说土匪，即使北虏东奴，豪强高官来掠夺我们，我们团结一心，也能将其消灭。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我们经历了生死，那就报团为子孙搏出一个富足美好的未来。
当然，己立立人，我们富裕了，也要帮助其他受灾的百姓，贫困的百姓，希望复社乡民和本官一样，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努力成为高尚的人。
现在我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百户所成立易水湖商行，需要人手，灾民原来有很多家庭从事非农行业，愿意做工坊，行商的，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到商行登记，了解咱们商行的运作，寻求商行的资助，甚至参与商行的管理，本官搭起了舞台，那就让我们携手，一起上台粉墨登场吧！”
李银河成立易水湖商行，以商行行事有诸多便利，百户所毕竟是军事机构，以后世经验，军政民政一定要分开。
商行办公区域在蛤蟆石军营旁，实行东伙制，李银河是大股东，商行经理是欧阳询，商行下辖规划司，人力司，财物司，安全司，建设司，设立初始，人才匮乏，军商难免掺杂，随着发展，军商会逐渐分离。
灾民可以申请商行各司管事职务，自己也可以申请建工坊，商行会给予资金支持，灾民也希望和商行捆绑在一起，毕竟此时行商坐贾经营工坊需要背靠坚实的势力。
李银河深深感谢昔日让自己昏昏欲睡的政治经济课，在图书馆不得不看的辅助考试的经济巨着。
明朝末年，支撑社会的道统，法统，体统完全崩坏。
君权天授，可是作为皇权补充的士大夫权利已经稳稳压制皇权，长于深宫的皇帝和几万个聪明脑袋博弈，结局可想而知，崇祯就是被忽悠死的，利益归士大夫，罪名归皇帝。
后世很多人认为如果明朝没有灭亡，中国很可能发展出君主立宪制，这种概率极低，相比封建讲究血统的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是极大进步，他的建立是需要很多条件的，首先社会经济极大发展，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同时有一个代表资本的阶级不遗余力地推动政体来契合这种新经济，甚至需要革命的暴力手段来推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闲庭信步，是新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生死博弈，大明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
欧洲资产阶级脱胎于文化复兴，产生于大航海时代，是通过掠夺和殖民壮大起来的新阶级，他们需要主导未来社会的发展，所以会主动消除或改造阻碍资本主义的封建旧势力。
而大明情况不同，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他们深深沉醉于封建特权，并不想改变政治架构去适应已经出现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们不会自我约束和改变精英特权，只会加强特权。
说来可笑，皇帝和百姓是利益一致的，皇权需要国家稳定，国库充盈，百姓能吃饱饭，百姓同样希望国家稳定，能保护自己，减轻赋税。
而皇权的附庸士大夫阶层却考虑的是保住巩固自己的特权，体现在土地兼并和逃避赋税领域。如果触动了士大夫的利益，国家利益，甚至皇帝都要靠边站了，明朝覆灭的根子是财政破产，即使国家灭亡，朝代覆灭，士大夫也不会减少自己的特殊利益。
道统崩溃，法统自然异化，士大夫阶层享受这最好的时代，《大明律》《大晧》作为遮羞布摆在明面，真正起作用的是潜规矩，坐师，同窗，同年，同乡，同族等等编织成关系网，僭越国家权力。
一个国家的士大夫阶层整体堕落，这个朝代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明末出现了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张居正，在田赋领域实行一条鞭法，企图改变病入膏肓的大明政体，由于触动了精英阶层的利益，最终新政只是昙花一现，最后人亡政息。
在李银河看来，大明没救了，自己改变不了朝廷政治构架，现在触动特权阶层的利益，分分钟会被人黑死。所以要走一条新路，总归要先壮大自己，首要在现政体中求发展，然后才能慢慢积蓄实力，培养新精英。
抢参将，灭冯家是经过计划的，统治阶层也有细分，勋贵，缙绅豪强是不同的，抢参将，灭冯家会让人感觉自己也要做豪强，这没有什么，毕竟地方统治现状就是这样的，一鸡死一鸡鸣而已，但是你消灭所有豪强，那就离遭围殴不远了，李银河接收商会会长的儿子，豪强白家儿子为徒，甚至以后联合豪强们做商业，就是要给自己的发展留时间留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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