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本人非常喜爱辞赋，他自己也创作过《皇羲篇》这种文章，汉灵帝还发过诏书，召集文采斐然之人。因此许多钻研做文章的技巧，并以此才能得到任用。
然而，这样吸引来的人大都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真正有才能有能力的多数都选择举孝廉入仕，不耻与之为伍。
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侍中祭酒乐松、贾护这种没有德行，只会趋炎附势的小人，可惜这种人都能在鸿都门学里任职。
相传他们甚至只是讲了一些风土人情和市井小民的趣事就博得汉灵帝的欢心，最后破格提拔了他们。
更加离谱的是，有那么一批心思敏捷又不怕死的市井小民，他们谎称自己是宣陵孝子，然后胡编乱造了一段艰苦的守灵生活，就被汉灵帝提拔授予郎中之类的官职，直接死鱼打挺过上好日子。
谁也不知道汉灵帝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千金买马骨，也许是生活实在太枯燥，总之他的各种操作没有招来美好的生活，却等到了多种灾难集合的熹平六年(177年)，此时的汉灵帝也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向群臣询问治理国家的计策。
有不少颇有见识的忠臣上书提建议，其中蔡邕最得灵帝信任，他上密奏陈述应该施行的七件事，大致可以总结为:
1. 由于朝纲不振，太史经常被更换，新上任的太史掌控力不足，只能任由以前被列为禁忌的书籍在市场上流通，礼乐方面也只能在小事上发力，最后亏废了大典，顾及不了礼敬的大事。
因此，从如今起应该按照以前记载的典章，严格执行斋戒祭祀活动，这才算回应了老天爷，对天灾人祸有了明确的表示。
2. 国家想要兴盛，需要坚持听从好的建议。居庙堂之高可以听到臣子汇报，知道自己的治理情况；居江湖之远也可以直接听取民意，了解百姓的情绪。
即使如先帝那样聪明圣哲的君王，也需要广泛的征求各方意见，从各个角度了解政策之所以有所得或者有所失的原因。古时明君在发生灾异之时还会寻访那些隐居不仕的高人，这也体现出他们重视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臣的察举。
正是因为这种态度，直言敢谏的忠臣才会在朝堂中源源不断的涌现。自从陛下主政以来时运不济连年发生天灾人祸，正是展现陛下贤明的时候，但是如今还没有听说陛下下诏征召有识之士，也没有真正遵循过去一些好的措施。
陛下应当行动起来，让忠心耿耿的大臣们能够发挥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让《易传》中所谓的\u0027政悖德隐\u0027成为虚言。
3. 访贤求能的方法也有很多种，很多人并非一纸诏书就好使的。如今，朝廷里面的气氛之所以死气沉沉是因为，忠信之臣没有因忠信而受到赏赐或偏爱，反而常常会因为小人的诽谤诬蔑而被杀害，因此群臣往往谨言慎行不敢大展拳脚，如果陛下能够给忠臣足够的信心，朝堂一定会活起来。
有的人因道德修养好而着名，有的人因直言敢谏而被人称道。就像郎中张文，哪怕势单力孤也敢于向陛下直谏，当陛下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斥责了三司之后，不但群臣心悦诚服、心情振奋，就连平民百姓也非常高兴。
臣认为朝堂中应该多提拔如同张文这样的臣子担任要职，用以作为榜样来劝勉朝堂内的忠贞之士，同时可以向海内宣扬，使得更多德才兼备的人愿意投效，广开贤明政治之路。
4. 司隶校尉、各州刺史的职责就是督察百官，检举不法之人，必须是能分清是非并且坚守职责之人。幽州刺史杨熹、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这些刺史能做到奉公守法并且对坏人坏事深恶痛绝，杨熹等检举劾办的案件效果非常好，手下的百官也能够踏实工作，展现才华。但是有许多刺史不理不申，没有作为，甚至枉法曲断，不求实际，这些人都不称职。
还有人重大失职造成损失或者以权谋私，他们有罪过或错误，本来应当被检举。但是因法纪败坏，群臣狼狈为奸，不会互相揭发，公府台阁本应该监察弹劾也默不作声。曾今有过诏令议遣八使，又令三公采长史臧否，深入地方去考察人民疾苦，组后上奏陛下。
这段时间里奉公守法的人如鱼得水，欣然得志，为非作歹的人忧恐失色，每天都怕得要死，大汉法度严明，国安民乐。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状态忽然停止了。使得天下百姓喜极而悲，开始猜测朝政，失去信心，地方奸臣也开始猖獗起来。
因此，现在应当重新追定八使，去揭发那些不法的人和事，并且另选一批忠诚清白的人取代奸臣，维持地方的赏罚严明。
到了年终，还要评定三公做事的好坏，上行下效。当从朝堂到地方的都形成法纪严明的氛围之后，百官就会发自内心的明白奉公守法是福，而营私舞弊是祸。他们的行为会自发的严谨起来。这样，百姓困苦的祸害的来源之一就算得上堵塞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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