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执掌了尚书省之后，阿合马更加努力地为国家搞钱，所有能赚钱的地方他都要进去插上一脚，这无疑使他再次在忽必烈的心中占据了极大的份量。
而伴随着忽必烈对他越来越宠信，阿合马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他先是开始不通过安童，有什么事情直接汇报给忽必烈，以此来试探安童的底线。
此时的尚书省虽然分揽了一部分中书省的权力，但主要的工作方向还是在财政方面，安童对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所以对于他这种私自觊越的行为，倒也没太当回事。
可他的这种忽略，在阿合马的眼里就是软弱可欺的行为，于是阿合马再次加大了试探的力度。
这次是在选用官员上面，阿合马私自拟定了一批可提拔选任的官员，没有经过吏部和中书省，又一次直接递到了忽必烈的面前。
这下安童可算是察觉到不对劲了，于是他便面见忽必烈说道：“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宣奏并如常制，其宏纲大务，从臣等议定，然后上闻，已有旨愈允。今尚书众务，一切径奏，似违前旨。”
为了证明这件事在朝中的影响十分恶劣，很多官员都对此感到不满，安童又补充道：“阿合马所任用的官员，左丞许衡认为大多都不太符合。”
忽必烈于是下诏命令阿合马应当遵照之前的旨意来行事，并且斥责阿合马不应该绕过吏部与中书省，私自任免官员，但却对阿合马已经做出的举动不闻不问，其实就是在偏袒他。
对于忽必烈的举动，安童自然不太满意，于是便赌气说道：“以后只有严重刑事和上路总管的调任经过我同意即可，其余的事情陛下都可以交给阿合马，这样就职责分明了。”
但他却忘了，即便他贵为皇帝之下第一人，但他面前的，可是皇帝。
对于安童的话，忽必烈十分不满，但考虑到安童也是为了国家大计着想，自己不好当面斥责他，可心里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便顺着安童的这句气话就坡下驴，答应了下来。
自此，阿合马的权势更重。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因为中书省与尚书省所涉及的政务重叠过多，忽必烈下旨将尚书省合并于中书省，阿合马担任中书平章政事。
至元十年，阿合马上奏忽必烈，希望将自己的儿子忽辛任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忽必烈准奏。
这下安童彻底不干了，他虽然是个蒙古人，但一直跟许衡、姚枢这些汉人大儒混在一起，汉化的比较多，心里也赞同“程朱理学”的那一套理论，对于阿合马的专权行为早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便上奏说大都路总管以下的官员大都不称职，请求派人替换掉他们。
作为统一战线的盟友，许衡自然也不甘示弱，他在朝会中当面向忽必烈斥责阿合马的所作所为，并说道：“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父亲身居高位负责天下财富，儿子又掌握兵权，他们手中的权力太大了”。
如果是私下里跟忽必烈说这些话，以忽必烈的性格肯定是会好好考虑的，但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许衡如此不给忽必烈面子，当面反对他所做出的决定，这不就是打他的脸么？
所以忽必烈十分不满，以至于声音中都带着一丝寒意，大声反问道：“你的意思是担心他造反么？”
许衡此刻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话让忽必烈很下不来台，但坚信“圣人之道”的这种迂腐也让他继续梗着脖子犟道：“此反侧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由如此者。”
阿合马此刻就算再能忍也实在是忍不住了，这要放任许衡这头犟驴继续说下去，整不好今天自己都得被砍了脑袋，于是主动站了出来，当面诘问他为什么要诬告自己谋反，顺便还反诬许衡说他不看重功名利禄，是为了收拢人心，图谋造反。
一时间，整座朝堂犹如菜市场一般，这些国之重臣更似那骂街的泼妇，吵得不可开交。
但阿合马主动站出来替忽必烈分担对方口水的行为使忽必烈极为感动，最终这场‘嘴仗’以许衡辞去左丞之位落下了帷幕。
不过忽必烈倒也不算个昏君，他没有杀掉这个迂腐的老头，而是改任其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专门负责教授蒙古子弟，继续干教书匠的活。
在许衡被逐出权力核心之后，众多的汉臣们也意识到，他们所依附的安童是无法与阿合马所抗衡的，于是自此之后便逐渐脱离了安童的政治阵营，做到了“多干活，少说话，不站队”。
而安童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他将阿合马视为大敌，不断寻找对方的破绽，企图置他于死地。
在他的不断努力之下，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些事情。
左司都事周祥，是阿合马派系的党羽之一，被安童查出来了贪污，直接汇报给了忽必烈，忽必烈派人查明罪行之后将其罢黜，但却没有追究阿合马的责任。
至元十一年，安童又任命董文用为工部侍郎，取代了阿合马的私党纥石里，这引起了阿合马的强烈不满，其愤怒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初许衡诬告他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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