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得不说，作为一个主管财政的官员，阿合马做的是很到位的，在他主政的这些年中，他主要做了四件事：
一、设置诸路转运司，专门让他们负责征收赋税，为国家聚拢天下的财富。最开始的时候，诸路转运司的主要收税方面集中在盐、酒、醋等传统税收行业，但随着国家支出不断扩大，阿合马便多次扩张其所涵盖的产业，最终形成了包含酒、醋、盐、金银、铁、仓库院务、工匠造作、鹰坊捕猎、丹粉、锡、纸、竹、茶场、窑冶等绝大部分民生行业在内的赋税体系。值得一提的是，有一部分转运司官员为了保证每年的税收都要高于去年，用来彰显政绩，竟然还发明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税——白骨税，对此官方的解释是，人死了之后埋在土地里变成白骨，占用了土地的养分，所以也要给国家交税。但不论如何，诸路转运司的成立，的确为国库的充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大兴铁冶。因为在将汉人世侯们的兵权和民权都剥离开来之后，为了防止有人反叛，忽必烈下令不允许民间私自冶炼铁器，所有铁器铸造之需，皆由官府统计后统一交给专司打铁的铁户去打造，而后再由政府回收后售卖给百姓。但这就极大影响了百姓的生产生活，毕竟连菜刀、农具这种常用的损耗铁器都需要提前报备后等待很久才能购买，肯定是极为不便。不过百姓的死活，官老爷们也体会不到，真正让阿合马决心放开冶铁政策的原因是因为税收差额过大。大到什么地步呢？在这里举个例子，某地有四处冶铁所，一共下辖铁户九千五百五十户，如果让他们自由进行打铁，每户征收四两银子的赋税来算，可以收取764锭宝钞（元代时50两银子为一锭）；但如果按照前文所书的办法，由官府统一统计需求，然后统一发布打造任务，最终只能得到青、黄铁247万5693斤半，价值宝钞468锭23两六钱半，换算成银子相差了将近一万五千两，以当时的购买力来算，一两银子差不多相当于现今的300元左右，一万五千两就是450万，由此可见差异。面对着如此之大的税收差额，阿合马上奏忽必烈，请求放开冶铁政策，任由百姓自治窑以冶铁，不仅方便了百姓的生产生活，也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可谓是一举两得。
三？增加太原盐课银五千两。这是因为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百姓们贪图他们的盐价格便宜，争相购买太原小盐，这就导致了解州生产的官盐卖不出去，每年只能上交盐税课银七千五百两，所以阿合马在1264年正月上奏，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课银五千两，而且不论僧、匠、军、道等户，都要分摊这笔盐税，用来弥补国家的损失。
四、设立制国用使司，专门负责统筹财政与收支。这个部门在至元三年成立，至元七年便解散，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不过却在元代财政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因为当时元朝刚刚建立，中书省及六部的建置还不太健全，但蒙古旧俗中的分封制度迫使忽必烈需要分配给宗室诸王们大量的财富，再加上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也需要极多的财政收入，所以这个部门的成立相当于临时填补了国家财政方面的一个空白，同时为中书省日后改制成为更加成熟的尚书省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因为制国用使司中不仅仅有阿合马这种色目人，也有张易、张惠等汉人在其中担任要职，他们的存在使得汉法的推行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但又不对忽必烈的统治权形成威胁，在尚书省成立后，张易充任同平章尚书省事，张惠任参知尚书政事，他们在官位平替之时也让政治更迭变得更加平稳；如果说诸路转运司的主要任务是收钱，那么制国用使司则是在收钱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花钱这一功能，而且这个部门是独立于中书省麾下的户部管辖之外的，负责的税收种类也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质当房舍税（房产交易税）和卖方税（个人所得税）。
也正是在阿合马的这一系列连环招之下，因为连年征战而空虚的国库肉眼可见地丰盈了起来，这也让忽必烈视他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便尝试着将除了财政以外的政事也交给他处理，而且经常在与朝中其余重臣商讨国事之时，召其当面商谈。
背靠着忽必烈这棵参天大树，阿合马便更加擅权自恣，经常因为一些政务上的分歧与时任中书右丞相的线真和史天泽当面争吵，而且凭借着他巧言善辩的口才，往往在争吵中还能占据上风，这使得忽必烈对他更加欣赏，对他的话无不听从，此举让线真十分失望，于是主动请辞了丞相之位。
眼见着丞相之位空悬，阿合马自然想再进一步，但他没想到的是，姚枢、许衡这几位被派去教书育人的大儒又跳出来反对，他们视所有专权弄政之人皆为背弃了“圣人之言”的佞臣，之前王文统担任丞相之时他们就敢当面弹劾他，更不用说阿合马还没当上丞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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