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两汉流入中土，几百年间其实始终未有起色，哪怕在三国战乱频频的时期，虽然佛教徒的活动痕迹增加，但因其佛理经义本就悖于人们惯常意识，没有出色的人物出现，也没有政治层面的推动，因此仍然只是疏于正途的异说番教。
佛教学说真正为上层社会接纳，还要到西晋时，这个时期玄学空前繁荣，佛教中的般若学推崇性空论，作为一个玄学的补充而存在。
等到五胡乱华，在北地佛教便有了独立于玄学之外的契机。那些起于边蛮的胡族首领们对于同为番教的佛教自有一种特殊情愫在里面，加之佛教的一些主张也颇利于其统治，因而得以被大规模推广。此时北地最为出名的高僧佛图澄，便是后赵石勒的座上宾客。
而在江东，佛教仍然没有摆脱玄学附庸的尴尬处境，并不具备独立成教的影响力和实力。最起码沈哲子在吴中乡间，并不怎么见到有多少佛教徒，此时大约还仅仅只是上层社会一股风潮。
坐在露台上的那位高僧竺法深，面貌清癯，衣着并不是沈哲子所熟悉后世那种僧衣袈裟，而仅仅只是时服素衣，只是头顶受戒而已。时下僧人之姓随师而行，若承天竺者则以“竺”为姓，若承月支者，则以“支”为姓。至于佛教徒以“释”为姓，则要到稍晚一些的高僧道安才有此议。
此时竺法深在楼上所讲的内容，也并不是沈哲子有了解的经文，而是时下影响力颇大的《放光般若经》。至于佛教比较重要、倡导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为佛的《法华经》，现在压根还没有翻译过来。
虽然不曾接触过这经文，但听那竺法深讲起其中的经义，又不怎么觉得艰深难懂。甚至其中的一些观点，与时下玄学中的一些理论颇多吻合之处，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于讲到玄虚幻灭的感觉，较之玄学理论还要更进一步，有种让人诸事放低、此心死寂的感想。
这倒也并不出奇，时下般若学本就与玄学颇多类似。而这竺法深用玄学的理论去诠释佛教的观点，本就是佛教本土化的重要手段，名为格义，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如今上流社会对于佛教学说的追捧，除了其较之玄学更为务虚、教人逃避现实之外，学术上比较明显的追求便是借助佛教般若说，对于玄学发展加以推动。
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已经达到一个顶点，时下清谈名士们终日侃侃而谈，所言者其实不过仅仅只是前人牙慧而已。以至于渡江之后，王导清谈只言“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全都是西晋旧题。
可是高僧支道林却能对《庄子》中的“逍遥游”引用佛理，阐发出新意来，一时为时人所重，推为大贤。
玄学引用佛学焕发出新的生机，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前提，时下士族人家对于佛学加以推崇追捧，便不难理解。
听了片刻竺法深的讲义，沈哲子便乏甚意趣。后世那种已经完全本土化，打磨圆润成熟的佛教理论，他都感觉味同嚼蜡，并不认同。至于竺法深所讲的玄、佛掺杂的夹生佛法，本身便流于玄虚幻灭，破除一切实体的荒诞狭隘，他自然更加听不下去。
庾条本身并不信佛，反而是天师道的积箓道官，初时不甚在意，可是细听了片刻后，竟然渐渐入迷，似乎极有感触。
沈哲子见状便起身，才发现那个侍女云脂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他也并不在意，举步离开这座小楼，于园中信步而行，以打发有些无聊的时间。
此时小楼内外坐满了聆听竺法深讲经的听众，一个个全神贯注似有所感，场面一时间都有些沉凝。
沈哲子这一起身离开，旁人还未感觉到，楼上那坐览全场的竺法深倒是微微错愕，他讲经时听者云集，少见这种听到一半便扬长而去的人，尤其他眼下所讲这一节乃是自己深觉极得佛法精妙之处。
这一楞，讲经声便不免顿了一顿。楼下那些听众正听到妙处，不少人便很敏锐的捕捉到这一点异常，继而转头四顾，便看到沈哲子正离去未远的背影，便忍不住摇头叹息一声，暗道朽木难雕。
庾条也发现了沈哲子离开，连忙起身迎上去，有些诧异的问道：“早先不闻佛法之妙，只道是番人妄诞之语。今日听深公讲经，始觉佛法之真意妙趣。如此精深之理，哲子郎君怎么不闻而去？”
听庾条这么说，沈哲子还没看出来这家伙居然有佛性。只是宗教这个东西他向来都不感冒，无论学说再怎么精妙，不过是对人思想的引导催眠，让人借以慰藉、找到安慰自己的理由。但若说到宗教会对人有什么脱胎换骨的教化之功，那也有点言过其实。
北地羯胡信佛的不少，该做的恶一桩都不落。说到底，宗教对人的意义主要还是内心的感受，至于人心里滋生恶念要作恶，却是宗教约束不到的。
南朝宋文帝有言：若是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然而这个世道，佞佛者有之，作恶者更是不知凡几。将人的教化寄托于这种虚妄之说，本身就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想法。人若天性良善，不信神佛亦能睦于乡里，不害于人。至于本身便有诸多虚妄歹念，终生礼佛亦是恶行累累，或还能在佛法中找到为恶之后逃避内心谴责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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