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上海地铁一号线是由德国人设计的，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直到中国设计师设计的二号线投入运营，才发现其中有那么多的细节被二号线忽略了。结果二号线运营成本远远高于一号线，至今尚未实现收支平衡。譬如，对于三级台阶的作用，对出口转弯的作用没有理解，还有一条让顾客更安全的装饰线等等，无一不都在一号线跟前相形见绌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咱们中国人缺乏聪明才智，而是我们缺的就是对“精细”的这份执着。
转过头来再想想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中的工程留下了多少憾，请问：我们城市的道路有多少条没有被“开膛破肚”过？我们的城市规划设计者有谁想到了供残疾人使用的无障碍通道（现在好像仍然没有吧）？我们城市中的立交桥有多少刚刚“胜利完工”就成为新的拥堵点，从而不得不进行一遍又一遍的改造？我们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中，真正有创意的有多少？火柴盒楼、四方塔楼，一片片地被克隆着……
4/5/6/7四天，我都待在了经伟厂，当然，咱还拿着人家英特利给的薪水呢，无论是从职业道德来说，还是从良心上来说，我不会也不能耽误人家英特利的事。反正我有车在手，去哪里都很方便，而我这几天要处理的单子基本上也就在顺德，南海，佛山和花都这一带，彼此之间离得并不远，只是辛苦一点而已。不过，这点辛苦对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啊，我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应付得了。
我之所以这次在经伟待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ID-P的验货员过来了，我必须得作陪啊。他叫Roger陈，是台湾人，以前在德国汉堡留过学，他可不是委托的第三方验货的，而是ID-P直接雇佣的一名员工，年龄大概在三十五六岁的样子，身高1米75左右，戴着一副咖啡色的圆框眼镜，身材微胖，喜欢带着一顶绣有“NY”标志的棒球帽。一开始我以为他秃头或者败顶呢，后来有机会看到他摘下了帽子，我发现他头发很茂盛啊，又后来，去了国外多趟，终于明白了这些鬼佬为什么那么喜欢戴帽子了。
其实这个主要还是文化使然，在西方，帽子最初是一种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在古罗马时期，帽子所代表的等级非常明确，当时的国王戴金制皇冠，囚犯戴纸帽子，黄色帽子代表破产的人，公民戴暗色帽子等等。男人公共场合没帽子，会显得的无比落魄；而女士上街直接裸露头发，没戴帽子的话，往往会被人怀疑不是良家妇女。
当然，帽子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着许多象征意义，在欧洲的很多国家中，抬手抚摸帽子也是值得鼓励的做法，因为那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幸福。但是，如果不小心把帽子翻了个底儿朝天，那就不妙了，因为那预兆着在一天中会遇到很多倒霉事......
和Roger短暂的接触了两天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人家ID-P之前早就已经在中国大陆下了很多订单了，Roger就经常往返穿梭于珠三角，福建和浙江的各个供应商之间，他的工作内容就是看样品，验货，监督大货生产等等。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Roger颇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这验货员和跟单员都不是特别重要，素质也不是要求特别高的人，那为什么ID-P还要花那么高的工资请一个曾经留学过德国的台湾人来做这份工作呢？是不是有些大材小用了啊？直到深入的合作了之后，我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这可是咱和ID-P的第一次合作啊，为了表示出对客人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另外，我也想借此机会近距离的深入的了解一下ID-P的具体要求和操作模式，所以，我决定，全程陪同。
于是，我一听他还没有定去哪家酒店呢，便把他直接载到了我住的那家酒店，主动为他办好了住宿，然后每天早上约他一起吃早餐，载他一起过去工厂，中午在工厂用午饭，晚上再捎他一起回去酒店吃晚饭，在征得他同意的情况下，再去附近的酒吧或者夜总会稍微的嗨皮那么一下，满足之后在回去酒店的途中再吃个夜宵。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几天里，我和Roger除了睡觉时间之外，几乎是寸步不离，绝对算是伺候的很周到了。我之所以这么下血本，除了想从他身上学点东西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他和工厂接触太多。
你想过没有，所有的工厂可都是见缝就钻，见利就上的主，他们现在有机会见到了终端的客人，虽然Roger只是个验货员，可那也不失为一条能直通德国客户的捷径啊。还有，你又怎么能肯定这Roger就不想着立功发财呢，是个人都知道这工厂的报价一定会低于贸易商的啊，那到时候他和德国那边一嘀咕，说他和工厂搞的很熟了，既然如此，那又何必把订单下给贸易商，白白的让我们赚这个钱呢，干脆直接给下给工厂不就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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