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雨珊若有所思的点点头：“你是说农业税和农业补贴？”
陆青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6次会议通过《共和国农业税条例》，1994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全国的平均税率规定为常年产量的15.5%；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平均税率，由国务院根据全国平均税率，结合各地区的不同经济情况，分别加以规定。在征收农业税（正税）的时候，还允许地方根据实际需要，在一定的比例内，附征一些税额，由地方使用，这就是农业税地方附加，也叫“地方自筹”。农业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收较少的地区，可以不进行夏征，在秋季一并征收，具体时间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
不得不说，取消农业税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具有重大意义，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再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对华夏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华夏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农业税税率达8.4%。据了解，对特定人群进行税收，这种情况只有在华夏才存在。因此，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变化，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复。
同时，取消农业税对小区域经济中的财政税收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对于许多农业县、农业区域来说，财政税收中的农业税仍然是很大的比重。农业税的取消，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税收结构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并进而将影响到更大的区域甚至是国家财政税收结构的变革。因此，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对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的开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开始走向最艰巨的领域。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政策向“三农”倾斜，并不损害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利益。相反，还将最终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3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必将促进城乡市场的畅旺，拉动内需，城镇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也将随之步入良性循环，进而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同时，城乡差距的缩小，还会促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并有助于全社会的稳定。一句话，华夏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华夏；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华夏社会。
“这么说来，你早就知道土地流转会给南华县带来飞速的发展机会？”唐雨珊看着陆青云，不解的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坚持在全市范围内搞这个事情呢，偏偏搞什么试点县。”
陆青云淡淡的笑了起来：“人总是喜欢怀疑未知的事情，在没有出成绩之前，如果我坚持在全市范围内搞这个试点，恐怕也未必会有现在的成绩，没准，有人已经给我下绊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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