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看来，这几个月里，牟光坦的日子过得波澜不惊，唯一称得上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跟梁绪衡一样，离开了法律系，成为了外国文学系的一份子。转系的过程倒也十分顺利。早在蒙自的时候，牟光坦就曾经参加过南湖诗社，蒙自分校仅仅存续了三个多月，南湖诗社也仅仅出了四期诗刊，虽说是“诗刊”，也不过是将社员们的诗歌手写誊抄到稿纸上，再将稿纸贴在牛皮纸或者报纸上，最后贴在教室外面的墙上，以“壁报”的形式供往来的师生欣赏品鉴。
到了昆明之后一开学，南湖诗社的社员便在昆华农校的一间教室里举行了第一次社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宣布了将“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的决定，会议选举向长清和刘兆吉为高原文艺社负责人，要求社员积极写稿，并将稿件交给两位负责人，由他们组织出版壁报，虽然如此，但因刘兆吉面临毕业，忙于撰写毕业论文，虽然每次社团活动他都积极出席，却早已无暇顾及社团的领导工作，高原文艺社的负责人实际上只有向长清一人。
虽然高原文艺社的骨干仍旧是南湖诗社的社员，但高原文艺社相较于南湖诗社还是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最大的区别从社团更名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南湖诗社只写诗歌，但高原文艺社不仅写诗歌，还写散文，因此相较于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的创作更加丰富了。其次，高原文艺社的集体活动除了出壁报之外，还请了联大的教授先生们来，为大家办了几次和文学相关的讲座。
高原文艺社的壁报从蒙自海关贴到了昆华农校教室的外墙上，依旧是先贴在牛皮纸上，再贴在墙上，每两周出一期，即便是这样的简易墙报，社员们也没有马虎对待，不光内容十分丰富，版面设计也十分考究美观，一经贴出，便会引得同学们驻足观看。牟光坦依旧和在蒙自时一样，是壁报上的“常客”，他的诗歌照旧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南湖诗社和高原文艺社的指导教师是闻一多和朱自清，可外文系系主任叶公超对牟光坦的“诗才”也略有耳闻，所以当牟光坦提出转系的时候，叶公超先生一见他便笑着问道：“你就是那个在湘黔滇旅行团里每天撕字典的那个学生吧？我记得你，你经常来旁听我的课，你早就应该转过来了！”说完叶公超先生便大笔一挥，在转系的申请书上签了字。
转系之后，牟光坦从社团活动和书籍中疯狂地汲取着营养，起初牟光坦曾一头扎进浪漫主义的怀抱里，当他意识到浪漫主义诗歌对于当前中国风雷激荡的社会现实是多么不合时宜，更得到了燕卜荪先生的鼓励和指引，便将全部的热情一股脑地投注到现代派诗歌上。
可牟光坦的生活却和大家愈发地隔膜起来，最明显的变化，便是他在高原文艺社的境遇，在燕卜荪先生的影响下，大家虽然一时间对现代派的诗歌起了很大的兴趣，但高原文艺社社员所写的诗歌风格的主流却仍然是偏向现实主义的，赵瑞蕻和他同住一个宿舍，也颇感新奇地尝试过现代派诗歌，但牟光坦心里明白，他骨子里仍旧是个浪漫主义诗人，终究会走到浪漫主义的道路上去。其实牟光坦也不是没有同好，有时也会和高原文艺社的王佐良、杨周翰他们讨论现代派诗歌，可牟光坦知道，自己比他们走得更远，他对现代派诗歌的痴迷已经远远超出了周遭的其他人。
但牟光坦却并非不享受这寂寞，他好像一头独行的兽，不急于与人为伍，却无比关心着这个世界，以锐利的眼光如饥似渴地汲取外界的讯息。平日里，牟光坦虽然总是独来独往，却有好多的事情做，他喜欢跑去大逸乐影院和民众戏院看电影，受欢迎的片子上映时，往往是座无虚席，他就去看早上或者深夜的场次，他手上没什么钱，有时候他宁肯饿着肚子，只为省出一张电影票钱。
看电影毕竟是偶一为之的奢侈行为，牟光坦平日里最爱做的事儿便是读书和写诗。西南联大图书馆分设于三处：昆华中学南院、昆华农业学校和迤西会馆，即便是如此，联大图书馆的藏书依然难以满足联大同学们的需求，因为图书有限，所以联大图书的外借条件十分严苛，只有教职员、研究生以及有写论文需求的四年级同学可以外借，一次最多外借三本，还书时间以七天为限。其余同学只能在阅览室阅览，即便是阅览，一次也只能借一本，每次看四小时，超过四小时之后，仅在没有其他人预约登记的情况下方可续借，有时候为了一本教科书，简直可以用抢破头来形容。
后来联大的师生们发现了一个借书看书的好去处，那就是翠湖边儿上的YN省立图书馆，大家经常去那里借书作参考。图书馆建筑的造型十分古朴，如同道观一般，图书馆里面又干净又安静，藏书也很丰富，牟光坦也很喜欢去那里，图书馆的管理员姓王，面容清瘦，不苟言笑，一脸“生人勿进”的样子，许是觉得联大学子一股脑地跑来搅扰了他的清净，他从不给联大学子一个好脸色，久而久之，大家都给他取了一个“王灵官”的绰号，但只敢背地里偷偷地叫，当面仍是客客气气的，毕竟大家还指望着从他手中借出书来，谁也得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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