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上的文字细如蚊蝇，我没任何航海基础，看了没多久便头晕眼花，赶紧闭上眼睛，放弃了寻找线索的打算。
这事啊，还真得靠专业人士来干才行啊。
过了好一阵，图书馆从屋子里出来，一头灰尘，气喘吁吁：“没找着你们想要的，今天不成了，你们回去吧，赶明儿我慢慢翻。”
“不必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抬起头来，把《武备志》递给他。图书馆愣了一下，接过书快速翻了几页，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对呀，我早该想到这本上面有，怎么就给忘了呢？”
他眼神突然一凛，严肃地对我说道：“就算是你们自己找的，钱也得付一半，我没功劳也有苦劳。”
我“扑哧”一声乐了，我认识的人里，也只有图书馆能厚颜无耻地说出这样的话。我笑着说：“好，好，我付给你一半辛苦费，不过你得帮我们认认，这是什么来路。”
图书馆没回答，右手拇指和食指飞快搓动。我闻弦歌知雅意，赶紧递过钱去。他接过钱去，大嘴一咧，拍着《武备志》的书皮儿说：“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事儿你们知道吧。那是多牛的一次航海壮举。后来到了成化年间，皇帝希望再搞一次下西洋的壮举，郑和不是太监吗，所以这事又交给太监们去办了。你们也知道，明朝太监没几个好东西，有一位叫刘大夏的官员担心阉党因此势大，畏惧后患，居然将郑和积攒下来的资料档案付之一炬。从此之后，七跨重洋的第一手资料，就只剩下《武备志》里残留的这么几页地图，别的什么都没剩下。中国打那以后哇，就再没这么辉煌的航海记录，技术也从此失传。”
“那你看看这张图是什么意思。”我翻到《锡兰山回苏门答腊过洋牵星图》那一页。
图书馆琢磨了一下，难得地表示了一下谦虚：“这事儿我不是特了解，只能简单说说啊。比如说吧，你现在要去天安门看升旗，不知道怎么走，来问我。我告诉你，什么时候看见一座城门楼子，对面是个纪念碑，纪念碑两旁是国博和人民大会堂，就到了。城门楼子、纪念碑、国博和大会堂，就是四个定坐标，你只要瞅见这四个，就肯定在天安门广场。”
他说得唾沫横飞：“这个图啊，他不是航线图，而是坐标图。你看到图边那五句话没有？那是五个坐标，代表了五处星辰。古人航海，没法像现在这样靠卫星定位，也不具备经纬度的概念。大海茫茫，没有山川树木可以定位，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头顶的星空。古人先在锡兰和苏门答腊之间的水域测量这五处星辰的夹角，以后再走这条航线，只要随时测量这五处星辰夹角，再跟记录对照，立刻就能判断出自己和坐标之间到底偏差出去多少。所以这《过洋牵星图》，不是航线图，而是坐标图。”
“那这个多少指，什么平什么水，到底是啥意思？”
图书馆道：“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航海导航技术，叫作牵星术。”
说到这里，他忽然不吭声了。我等了半天，觉得纳闷，催促他快说，图书馆双手一摊：“说完了。”
“您还没解释呢。”
“剩下的我不知道了。”图书馆坦然回答。
我一口血喷出来：“不知道？不知道您干吗说那么热闹？”图书馆也来气了，说：“你还真当我是无所不知啊，我就是一个书贩子，能学贯中西到这份儿上不容易了。这玩意儿很冷门，理论又很艰深，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人，根本搞不明白咋回事。”
“那你知道谁懂吗？”
“不知道！”图书馆气呼呼地把我们赶出门去，“砰”地把铁门给关上了。
我和木户加奈相顾苦笑，只好先离开这里。
不过这趟总算没白来，既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也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终于搞清楚了五罐和福公船之间的联系，那五句话原来是牵星术的坐标，从此调查有了方向；坏消息是，郑教授来借这些书，说明老朝奉早就知道五罐是福公船的沉没坐标。他比我要占得先机。
“这可怎么办呢？”木户加奈道。
“我想到一个人，她应该可以帮到我。”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人的影子。
我们脱离了那片混『乱』的区域，我就近找了个能打长途的公用电话，拨通了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楼，要求让戴海燕听电话。她生活作息很规律，一般在这个时间，都在宿舍里看书。
戴海燕是我最钦佩的女『性』之一，她拥有犀利无比的洞察力和缜密的逻辑思维，永远不会被情绪所左右。天下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庖丁解牛一样的分剖解析，理得一清二楚。那个理科生的大脑，简直可以碾压大部分文科生。
我跟她是在《清明上河图》事件期间认识的。多亏了她在考据方面的帮忙，我才能最终翻盘。事件结束之后，我还顾不上给她打电话致谢。
像牵星术这种深奥的理科学问，我想不出有谁比她更适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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