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战区眼下最紧急且重要的有两件事。
一、敦煌城的解围。
二、后勤体系的快速完善。
敦煌的解围，曹文诏已经亲自领兵赶往。
随着张掖、敦煌等重镇的扩大，对完整、高效的后勤越来越急迫。
粮食、军备、医药供应不上，就算前线组织再多再勇猛的将士，也是没有用的。
不但没有用，反而会起到反作用。
张凡将西部战区的后勤搭建全线下放给西部战区总督府，也是在这种危急时刻最有效的一种解决办法了。
按照以前常规化的军区配置，军区里配置有如下：
一、正规军队。
包括骑兵、火枪手、步兵。
二、后勤部。
包括工兵、军需、医疗。
三、军政部。
包括战区总督府（总督）、总指挥部（都督）、参谋部。
四、军督府。
宪兵司、文宣司。
五、预备役。
这五大分类组成了一个军区。
统一归属军委会管理。
其中军政部是归属北京军政院直辖，例如洪承畴、孙传庭、袁崇焕、卢象升、曹文诏、祖大寿等人的编制都在军政院。
军督府则归属于监察院直辖，负责军队的军纪、军队的教育。
而总督府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总指挥部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
这是一套完整的军政体系。
其中后勤部是归总督府直辖。
但特殊时期，后勤部的工兵又归总指挥部直辖，例如要攻城拔寨，就少不了工兵的协助。
如果将这套体系拆解清楚了，你就会发现，现在整个西部战区的交通，都划归到了总督府直辖的后勤部军工司，由工兵来完成。
军队的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这样做也是为了高效往前推进。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是洪承畴并不愿意的。
为什么？
一是事情变多了。
二是战区预算暴涨。
居高不下的军费，在朝堂上永远是最刺眼的，监察院的官员就专门盯着军政院的军费，一帮比毕老爷还能算账的家伙没事就跑到皇帝那里扯犊子说军费超额了。
但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了，西部军区都直接升为西部战区了。
而且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只能军队接下这个烂摊子了。
接下来洪承畴要对后勤做一些调整。
后勤的军工司现在只有两万工兵，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据说辽东的军工司有10万工兵，皇帝又调了30万中央预备役跋山涉水，实际上就是工兵。
他们在辽东、辽北大地上伐木、搭建房屋、修路、建造各种厂、挖山、开凿水渠。
言简意赅：他们在辽东和辽北改天换地。
而洪承畴现在显然也要这么办才行，不下点狠功夫，若是事情完成不了，他这个总督估计就要去北京的军事法庭了。
洪承畴从来就是个做事心狠手辣的人，当年他参与南京平乱的时候，可没有少杀人啊。
当天西部战区总督府就召开了高层会议。
当天晚上，一份新的规划就出台了。
也是当天晚上，一批批快马从张掖城出发，赶往河西各个军镇。
洪承畴的后勤战略规划如下：
长安、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这六个地方，每个地方预备2万工兵，从各镇的预备役名额里征集。
如果这事换做内地的省份，恐怕没有那么好做。
但在西北就不同了。
这六个地方，在过去就是重镇，原本就有军事底子。
要不然从长安到武威的水泥路怎么会在两年内从0到铺设完呢？
不过既然长安到武威的水泥路已经铺设完了，为何还要征调这里的预备役？
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一条水泥路肯定是不够的，西部战区实在太大了。
从长安到敦煌，纵深三千多里。
朝廷要彻底控制河西，通过河西，向西域源源不断输送兵力、物资，将大明朝的经济与西域联系起来，就必须不断加强河西走廊的城镇化。
要加强河西走廊的城镇化，就必须疏通长安到敦煌的各条大动脉，也就是交通设施。
通过一条条密集的大动脉，向西域不断输送经济影响力。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投资，包括军事、基建、人力、工业等多方面的投资。
只有完成了这些，大明朝才能通过河西走廊，对西域传播影响力。
就在洪承畴亲自督建后勤的时候，曹文诏的五万大军从嘉峪关，跨过茫茫大漠和雪原，抵达了敦煌。
有人说崇祯十一年才是最困难的一年，并非新政受阻，而是新政产生的效果，在向外延伸的时候，受到了巨大的阻力。
例如对辽北蛮夷的打击，对漠北的征战，以及在西北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
这些全部发生在了崇祯十一年。
以往，它们其中一件事发生，都会对朝堂产生重大的影响。
但今年，它们全部同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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