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太祖起事，首罗贤才。吴元年设文武二科取士之令，使有司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
洪武三年，诏曰:“汉、昌及楚，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楚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
于是京师行省各举乡试：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皆四十人，广西、广东皆二十五人，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额数。
明年会试，取中一百二十名。帝亲制策问，试于奉天殿，擢吴伯宗第一。午门外张挂黄榜，奉天殿宣谕，赐宴中书省。授伯宗为礼部员外郎，馀以次授官有差。时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且以官多缺员，举人俱免会试，赴京听选。
百多年以来，科举屡经变革，然盖以此取士，天下无有不应者。
吾昌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
所谓“会试”，就是会集天下人才在一起进行考试。因考试时间一般安排的在二月份，所以也称“春闱”，又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
本朝初，会试录取结果会在考后的四月中旬发布，录取榜单张贴在南京贡院的门口。此时正值杏花盛开，所以中试榜单也称杏榜。榜上有名者称为“贡士”，又称“中式进士”，第一名则称“会元”。在迁都汴梁后，金陵则是陪都，南京是也。两京会试后于四月下旬在东京殿试，决出最后名次。
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全国数万人参加乡试，数千人进入会试，而这只有寥寥三百人能够成为贡士，所以能够到走到这一步的考生，真可谓是万里挑一。
录取名额的稀少意味着科举落榜大有人在。由于此前已经通过了乡试，成为举人，这些会试不中的考生仍是举人身份，只要他们有心继续科举，可以等待三年，再一次进京会试。考生们就这三年复三年的等待中，进行着准备考试和考试的程序。科举制度是不限年龄的，只要有意愿就可以一直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父子同时出现在一个考场的现象很常见。
士农工商，不论自己的家庭原来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成为官员，成为社会阶层中地位最高的一种人，这种吸引力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在科举层级中，成为秀才就已经具有功名，举人则可以享受官员待遇，到了万中无一的贡士这一阶段更是可能直接在朝廷任职，前程似锦。这和那个时空想通过高考、研究生考试而改变人生，获得成功的想法是一样的。由此，时人孜孜以求科举功名就不难理解了。
说来奇怪的是，虽然会试算是取士的最紧要一步，举人们却不像乡试那般紧张。那是因为——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意思是说，即便中不了贡士，照样可以为官。
因为四月下旬要赴东京殿试，所以南京会试须在三月初放榜，也就是说，留给阅卷官们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工作量之大令人咋舌。也正因如此，南京会试的主（同）考官都是年富力强者，非如此无法胜任也。
初制，会试同考八人，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五年，从礼部尚书胡濙请，俱用翰林、部曹。其后房考渐增。至正德六年，命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分《诗经》房五，《易经》、《书经》各四，《春秋》、《礼记》各二。嘉靖十一年，礼部尚书夏言论科场三事，其一言会试同考，例用讲读十一人，今讲读止十一人，当尽入场，方足供事。乞于部科再简三四人，以补翰林不足之数。世宗命如所请。然偶一行之，辄如其旧。万历十一年，以《易》卷多，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书》卷复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书》之缺。至四十四年，用给事中余懋孳奏，《诗》、《易》各增一房，共为二十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此后不变。
二十位房官，得在贡院关一个月，夜以继日的阅卷、审卷、批卷，这样的工作简直是令人……趋之若鹜啊。
不奇怪，主持（参与）乡（会）试乃是渡金之旅。事实上，内阁诸老无不都曾做过乡（会）试的主（同）同考官，此乃晋阶之资也。是以，阅卷虽然很苦逼，却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必然苦尽甘来。
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其一，避讳。历朝历代，无论何时何地，避讳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更何况是科举这种重大场合。主考官要负责出题，但出题往往很容易触及到君王名讳、年号等等，而且不仅是这一任皇帝，还可能是之前的。因此他们要格外小心，一旦遇到需要避讳时，就靠减写汉字笔画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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