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儿意的笑，又得儿意的笑，笑看红尘人不老……”
永定门火车站广场东，102路无轨电车的站牌旁，洪衍武正哼着小调在等车。他是越唱越得意，嘴角已经完全上翘。
他怎么这么高兴呢？
答案只有一个。没错，薛大爷的钱找回来了。
刚才，洪衍武用一顿拳打脚踢把“壮疙瘩”打昏之后，干脆就拿这个偷窥达人当了垫脚。踩着这小子的屁股，他从厕所檩条和房顶苇箔夹缝中间，够下来一个鼓鼓囊囊的报纸包。
东西一拿到手里，洪衍武就因那沉甸甸的份量预感到了惊喜。结果报纸包一打开，里面果然是尤三隐匿的赃物。五颜六色的纸币票券，都被一个猴皮筋仓促地捆成了厚厚的一沓。一看就知，至少是集几天收获之大成，很可能就是尤三准备“上供“的“份儿钱”。
洪衍武高兴坏了，马上开始点钱。没多久他就从厚厚的纸币里认出了薛大爷那张“炼钢五元”。这下他彻底踏实了，把报纸往茅坑一扔，将所有的纸币票券都揣进了自己的兜。
就这样，结局算是非常圆满。洪衍武不仅找回了自己的东西，还意外发了笔小财。
那么，要把钱交公吗？
别开玩笑。洪衍武可从没要求自己拾金不昧，做个情操高尚的好人。更何况他能找到这些钱也太不容易了。想一想其中的波折，那简直比西天取经还难。先不说他费了多大劲才抓住了尤三，也不提他险些被拘在派出所里过夜。哪怕就是在厕所里遭受的这番磨难也够他受的。这些意外的收获，对他而言本就是一种补偿，自然老实不客气地笑纳了。
说这么热闹，报纸包里到底有多少钱呀？
二百出头。
二百块？忒少了，这才多少钱？
嘿，数字听着是不多，可别忘了，这是七十年代末的二百多块。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人始终都处于贫困的阴影笼罩之下，十分之八九的人口长期陷入普遍的穷苦而无可奈何。因此一提到七十年代，人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感受，那就是穷。咱们不妨来说几个事儿，就知道这二百块钱的成色了。
第一件事，在七十年代末，京城最富裕的家庭婚娶彩礼不过为一至二百元，“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齐全不到六百元，但对大部分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
第二件事，以餐饮消费为例，这年头谁兜儿里要是揣着三十块钱，那可以从玄武门内的烤肉宛开始往北捋着素菜馆、又一顺、曲园，一直吃到西四的砂锅居去。要是减去一半，兜里只有十五块钱，那也满可以请十个人吃一整席顺东来的涮羊肉了。要是再少点只有五块钱呢？那也足够俩人在“老莫”吃个肚儿圆的。但是，哪怕仅仅是五元钱的消费，对于大多数的人家来说，也是从未敢尝试的奢侈。谁要是机缘巧合，真是豁出去体验一次，那么这种“上等”的阅历，绝对会载入个人的辉煌史册，足够回味一生的了。
第三件事，邢正义和赵振民身为人民警察，工资水平在这时的社会上算是高的，但他们工资也只有三十五块，这么一比较，二百多块差不多相当于他们好几个月的工资了。要是再和学徒工十几块的工资相比，那这二百块简直是一个人不吃不喝的全年收入。
第四件事，那就是在这个时期，京城百姓的月人均生活费大约就是十元钱。那么一张“大团结”在生活中的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
作为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三版币的十元至少相当于四版币和五版币的一百元。
具体对比如下：
一九七七年：10元=68。5斤大米、11斤鸡蛋、200斤蔬菜、10。8斤猪肉、10。5斤花生油（注意，一切食材绝对纯天然）
二零一三年：10元=3。2斤大米、1。1斤鸡蛋、4。5斤蔬菜0。7斤猪肉、0。8斤花生油（说不好哪样就是转基因，但至少也是化肥饲料催出来的）
这种对比还仅仅是附加值最低的农副产品之间做的比较，其他诸如烟酒、服装、娱乐、房屋、医疗种种并没有被计算在内。如果综合考虑，当时的十元钱的购买力是现在一百元的数倍。
网上曾有一个笑话，说是以前最大的钞票是十元，足够一群人吃饱。可后来出来的蓝色四大伟人的百元，却只够四个人吃了。而再后来的粉红色百元，竟仅仅只够一个人在外面点两个菜一个汤了。这个笑话，形象地比喻了货币贬值的幅度。
也许有人会说，这年头光有钱也没用啊？你要是没票证，就是有钱也不易买着东西。
这一点倒说的没错，可还有一条，什么东西紧俏有需求，什么东西就会产生交易。有一部分国人天生长着市场经济的脑袋，几乎靠本能就发现了倒卖票证可以牟利，因此也就出现了互通有无的票证黑市。在那里，所有票证都有价格。但靠什么来买呀？还是得靠钞票。只不过这种倒卖票证的行为，在当年算作投机倒把罪，被抓住至少要没收票证钱款，被“请”进去小住几天，甚至严重了还会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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