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赵云突然想起了这句古诗。
孩子们安顿的地点，位于珠江口的一个无名小岛上，一排排的房屋早就修好了。
赵家人充分显示出曾在真定的训练有素，各个环节有条不紊。经过家族内部的自纠，特别是看见了几个人头悬挂在番禺城头，一个个赵家人又规规矩矩。
想起麋竺说的有关黄巾要针对赵家的话，赵云不禁沉思起来。
大汉边境地区和来自少数民族的骚乱，自孝光武帝取得统治以来就一直有的。马援的故事，应当算是有名的了。他在西羌、南越乃至最后死于五溪蛮的征程中。
相对来说，前三朝的情况基本上是安定少事。转折和过渡出现在孝和帝以后。七、八十年间，爆发了大小百余次的农民起义。折算下来，这是无年不有的节奏。
总的来看，骚乱的起点，要从孝安帝即位以后算起。他在位时的骚乱，主要发生在羌、鲜卑、乌桓、南匈奴，以及交州等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世纪羌战，是其中的重头。
孝安帝永初五年的一份诏书里说：“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
孝顺帝时的骚乱，在内地呈现出大面积失控的态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江淮地区，这是华夏历史上一个具有传统性质的骚乱多发生地带。
如果说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多少会含有一些民族性的动乱因素，以汉人为主的地区骚乱，则显示出更为直接单纯的生存境遇与压力。
骚乱具有某种质变性质，当始于孝桓帝登基前后。长期的边境鏖战，使大汉帝国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淖，耗资巨大，疲于应付，就如一个人的身体，疲乏的身体病痛多。
有些时候赵云想来，其实也真不咋怪灵帝，他上任的时候就是一个儿皇帝。及至后来掌权，权利的蛋糕被瓜分得只剩下可怜的一小块。
刘宏不得已，和其下人宦官结合，对抗日益强大的世家豪门，从而有了党锢之祸。他敢杀人，却不敢随意立名目。后来发现收效甚微，不得不开始卖官鬻爵。
桓帝时的骚乱，已不再只是集中出现于边境或江淮等传统骚乱多发生地区，而是几乎遍布了整个大汉管辖范围，包括属于中央主控区的河南尹、冀州。
此时的骚乱还涌现出一个特殊现象，每一个人自立名号，或称王或称皇。
“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
这是一个充满预示的政治信号。
到“黄巾起义”爆发，就响起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震天口号。
这种沿袭不断的骚乱，仿佛一股洪流顺势而下，水量越来越大，水势越来越猛，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它的肆意奔流。
到灵帝接手帝位时，帝国面临的骚乱似乎已常态化了。不过，若从史籍记载的情况来看，跟之前相比，情形反倒有种平缓下来的迹象。
持续逾半个世纪的羌战，终于在灵帝即位前后暂时平息。刺史黄忠的到任，宣告着长期以来的羌人和义从羌的叛乱结束。即便有零星事件，护羌校尉夏育就可以摆平。
他们几兄弟所把持的西凉，从武威郡始至玉门关止，如同一块铁板。
鲜卑族最强有力的领袖檀石槐也在光和四年死去，真定公赵孟的北征，让北方胡虏的威胁不再。这些对当局来说当然都是能让人松口气的好消息。
至于境内的各地骚乱，旋起旋灭，前仆后继，谁也不指望能在一时之间将其斩草除根。
当一种的感觉弥漫时，崔寔有句话叫“习乱安危，逸不自睹。”，“黄巾起义”爆发了。
这本身就是一场内战，无论是其人数规模，还是对抗激烈程度，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按说张角和赵云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交情。
道门在交州、三苗、朱崖洲、夷洲、吕宋洲的传播，没有带上太平道。
然而这与赵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其他分支不带他们玩儿。
不过本家也不是吃素的，目前尽管没有成编制的军队，家里的部曲随时都能聚齐一万多人。何况真定如今发达了，哪一家没有几十上百个部曲？
越是有钱的人，越是对自己的财产看得重，相信肯定有一番龙争虎斗。
结果要是不出乎意料，训练有素的各家面对乌合之众，再加上自家的补给各方面完善，胜利不说百分百也差不离。
赵云所料不差，黄巾要来真定的消息，他们还没到常山国，就已经被各家探知。
总共十多万黄巾军，从瘿陶、杨氏、下曲阳出发，浩浩荡荡。可惜都是步兵，一天走走停停，还不到二十里路。
上次田权带着田家人从洨水逆流而上，脱出了黄巾的包围圈，不管黄龙基于什么角度想隐瞒，当张角问起的时候，还是知道了具体情况。
如今尽管汉庭开始发力，中原地区仍旧形势一片大好。特别是在巨鹿一带，经安平到涿郡，几乎都把常山包围在里面，他自然有底气打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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