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与太子政见不合，而李广利的受宠，钩弋夫人的得封“尧母”，在他人看来都是太子将要垮台的信号。从此以后，宫里的左右佞幸更不把刘据放在眼里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刘据的皇太子的位子迟早要拱手送给尚在牙牙学语的弗陵。所以苏文、常融等人才敢诬陷太子，他们的气焰正盛。
终西汉一朝，做过丞相的共有四十六人，其中武帝一朝就换了十三个丞相，其数量和换相的频率不仅在汉朝，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都是罕见的。这十三个丞相里，除去景帝安排辅佐幼主的卫绾，和武帝晚年任命并延至昭帝时代的田千秋，剩下的十一个人，三人死在任上（其中田蚡是精神错乱致死，亦属非正常死亡），三人被免职，两人有罪自杀，三人下狱处死。
可见武帝的丞相不好做，已经隐隐有了“高危职业”的苗头。
公孙贺是武帝的倒数第三个丞相。
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贺的祖先本是匈奴人。其祖父公孙昆邪，景帝时曾为陇西太守，因率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被封为平曲侯。
汉武帝一改先代的和亲政策，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起发动了持续几十年的对匈战争，公孙贺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卫青手下，三次参与重大战役，七任将军，两次封侯，为武帝一朝抗击匈奴的着名将领。
公孙贺娶了卫子夫、卫青的姐姐卫君孺为妻，因此算得上是以太子刘据为中心的“卫家圈子”里的一分子。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丞相石庆死在任上，武帝意欲让公孙贺接任。升任丞相，按常理本是好事，公孙贺的反应却很奇怪。“不受印绶，顿首泣涕。”
武帝很疑惑。公孙贺说：“我本是穷乡僻壤出身的粗人，因为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才做了官，丞相一职干系甚大，我的才能实在不足以胜任。”武帝还是太子时，公孙贺就做过他的舍人，可谓是陪伴着武帝成长的同龄人；而武帝一生的事业此时也做得差不多了，因此也是武帝一朝文治武功的见证人。这一年的公孙贺大约有五十岁了，古人的寿命远较我们为短，所以公孙贺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老人了。他泪流满面地跪在地上，同样不再年轻的武帝垂首看着他，这里就有一种触动人心的老人独有的暮年悲凉。武帝哭了，左右也陪着哭。
但对于为政者来说，这小小的情绪波动不过是一个小浪花，武帝很快“醒”过来了，要求左右扶起丞相。公孙贺还是磕头如捣蒜，不肯起身，武帝不管他，起身走了。公孙贺只能对着悬在头顶的印绶发呆——这个丞相他是做定了。
别人问他为什么如此，公孙贺说：“皇上贤明，我却是愚鲁的人，怎么能追上他的思路和步子？当了丞相，责任更大，我此后危险了！”
公孙贺的悲戚并非是杞人忧天，获罪而死在任上的丞相确实太多了，多得叫人害怕。前一任丞相石庆一生谨小慎微，但也数次受到武帝的训斥，更有一次靠着出钱赎罪才得以免死，所以他这个“善终”来的并不容易。
武帝喜怒无常，公孙贺如履薄冰地伺候了十一年，大祸终于降临。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夏，时在建章宫的武帝看见一个男子佩剑走入龙华门。武帝认为这是刺客，就命人去捉他。男子把剑扔掉，跑了起来，转瞬不见。于是命人大搜建章宫，结果还是找不到。武帝遂“以为奸鬼为祟，疑为巫蛊”。这件事可谓后来祸事的前奏。
公孙贺的儿子叫做公孙敬声，他是卫君孺所出，他的姨母就是皇后卫子夫。公孙贺是由太仆升任丞相的，他做了丞相，太仆的位子就由公孙敬声补上，父子俩同时做了公卿，一时尊荣无比。公孙敬声却是个贪财之人，他挪用了北军一千九百万的军费，给人告发，按罪当诛。
恰好武帝一朝竭力不渝地打压豪强游侠，公孙贺向来溺爱公孙敬声，为了救儿子，他上书武帝，说要捉拿在逃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此来赎儿子的罪过。武帝应允。
公孙贺果然把朱安世抓捕在案。两人本无仇怨，公孙贺以丞相之尊，倾全国之力来抓朱安世，只是为了给儿子赎罪，于是没有仇怨也有了仇怨。朱安世大笑说：“丞相要灭族了！我要说出来的事情，即使砍尽南山的竹子也不够书刻。”于是狱中上书武帝，告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通奸，又说他们行巫蛊诅咒武帝，巫蛊所用的木偶就埋在甘泉宫的驰道旁边。
如此有声有色，有板有眼之言，形如真的一般。武帝派人一查，果然都如朱安世所言。于是将公孙贺捉拿下狱，并灭了他一族，连同阳石、诸邑两位公主，以及卫青的长子、长平侯卫伉也一同株连砍头。
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都是卫子夫所生。这一次巫蛊大屠杀对“卫家”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武帝连自己的女儿也杀了，这就表明了他搜巫蛊的决心。
公孙贺一家是被人诬告冤死的吗？
很难说。只是四年前，同是卫青的好友、同是卫家集团的公孙敖也是因为妻子行巫蛊而被杀。这未免太过巧合了。巧合得就像是拳击擂台上的两个回合。会不会是公孙贺看到了公孙敖的下场，所以就行巫蛊想要先行结果了武帝？
不管如何，太子刘据不会对此无动于衷，他必会想，父亲很可能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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