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庆唱起反调，领班军机大臣彭蕴章表面风清云淡，内心十分厌烦。他不疾不徐，脸上很是镇定，说道：
“此言差矣。杨贼窃居金陵，僭称帝号，为朝廷心腹大患。粤匪窃居岭南，又在福建、浙江大举用兵。江南江北大营当面之敌皆为粤匪精锐，其势急。
“至于金陵上游，湘军所当之敌皆为长毛余孽，为朝廷腹腋之患，其势缓。两大营势急，湘军势缓，军饷所出，自然优先供给两大营。”
咸丰有些不耐烦，说道：“粤匪已经进入浙江，浙江的形势说不定已经相当危急。湘军和两大营是朝廷在东南的两根柱石，不思为国报效，反而为粮饷争执不休！”
天子一怒，军机大臣们个个慌恐。以彭蕴章为首，四个军机大臣再次跪了下来。幸而咸丰优待军机大臣，每个大臣的前面都放有一个跪垫，不必像前朝那样跪在硬邦邦的青砖地上。
彭蕴章瞟了眼年轻的咸丰帝，觉得他刚才的气话实乃多余，也纯属无用。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湘军也好，江南江北大营也好，都处于战争前线。朝廷既要指望他们卖命，当然要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军饷。
就像俗语所说，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前线将士缺饷，又怎么会卖命打仗呢？
文庆兼任户部尚书，掌管清廷钱袋子。咸丰便问他道：“文庆，前线缺饷，你可有什么良策？”
在满清小农经济条件下，清廷筹饷的路子并不多。文庆思索片刻，说道：
“历来筹饷，无非是开源节流。开源这一块，除了厘金外，不妨开征洋药税。洋药输入日甚一年，若开征税款，每年可得饷银上百万两。”
洋药即为鸦片，这是一种遮羞的说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华帝国军政府厉行禁烟，鸦片交易逐年向北方转移。
开征鸦片税前景诱人。只不过，当年道光皇帝为了禁烟，不惜与英国一战。战后，清廷虽然默许了鸦片输入，但仍然以洋药代称鸦片。若公开征收鸦片税，既不是公开鼓励鸦片贸易？
现在咸丰为了筹饷而开征鸦片税，岂不啪啪打脸？不过，道光、咸丰父子二人都沉溺鸦片，再谈禁烟都是掩耳盗铃，也完全不可行。
彭蕴章坦然说道：“洋药既已大量输入中国，若不征税，白白丧失利钱。而开征洋药税，除了可以开辟财源，还能抑止洋药贸易。”
这是什么道理？
不等咸丰发问，彭蕴章解释道：“开征洋药税，将抬高洋药价格。洋药价格升高，普通人吸食不起，洋药销量就会下降。久而久之，便有禁烟之效。”
养心殿内的君臣都是绝顶聪明之人，显然知道这种歪理站不住脚。但彭蕴章这样说，显然是揣摩透了咸丰的心思，还是使咸丰面子上好受许多。
久不言语的军机大臣穆荫，此刻也插话道：
“开征洋药税确有必要。只不过，朝廷不便明发上谕，更不能公开宣扬此事。不妨由军机处密函各省，让各省自行开征洋药税。所得税款，三分归地方，七分交户部，以刺激各省积极性。”
咸丰点点头，说道：“也只好这样了。众卿平身，站着回话吧。”
四位军机大臣站起身来。彭蕴章向文庆使了个眼色，示意他继续陈奏筹饱的办法。
文庆微微点头，慢条斯理地说道：“粤匪以夷变夏，学西方实行重商主义。但不得不承认，粤匪擅长理财，颇有一些可效仿的地方。”
这话放到公开场合，绝对要被百官喷死。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御史、读尽圣贤书的翰林，绝对要上书弹劾文庆。
文庆自恃自己是两朝元老，时日不多，当着咸丰的面，说出了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然而，咸丰并不为忤，问道：“文庆，你尽管说。有什么好办法，咱们不妨也照办。”
文庆得到鼓励，说道：“臣有三个办法，可供皇上斟酌。一曰发行纸钞。粤匪之纸钞，称为法币，与银元等值，可到银行自由兑换，使用方便，如同大清的银票。
“所不同者，大清的银票由票号提供，票号每提供一两银票，必需吃进一两实银。粤匪用银行发行纸钞，每发行一张面值一两白银的纸钞，实际并不吃进白银。
“这也就意味着，朝廷发行纸钞，可以平白生出许多银钱。譬如说，户部持有一百万两白银，可以对外发行三百两白银的纸钞。
“外界商民持有三百万两白银的纸钞，或储蓄，或购物，或交易，并不会同时兑换白银。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朝廷手里多出了两百万两的白银。普通商民，却毫不知情，安然使用纸钞。”
建银行发行纸钞之事，百官屡有上奏，反对声音亦很大。
咸丰饱读史书，知道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发行有纸钞，无不以失败告终。
北宋时期，四川一带的商人自行发行“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一开始信用颇佳。
后来，官府盯上了交子，禁止民间发行交子，成立官方“交子铺”，由官府发行交子。北宋官府发现发行交子可以快速掠夺民间财富，大量发行交子，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交子变得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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