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东晋，乃是在北方逐渐沦陷之后，从而南渡建立的政权。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西晋时，其北方领土就是从曹魏手里篡来的。
司马氏凭本事打下来的地盘就只有南方，而在北方沦陷之后，司马晋还能够掌握的领土就只有南方了。
真可谓是北方怎么得来的，结果又以另一种方式给还了回去，最终只能保住自己打下的领土。
而司马氏在南方的统治却又得依靠士族才得以延续，这使得东晋自建立之初，其大权就已经掌握在了士族的手中。
反观我方的地盘几乎都是靠我和我方将领一寸一寸亲手打下的，官员、将领都由我提拔、任用，这使得我的疆域十分稳固。
军事上，我军采用了义务兵役制度，这使得我军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兵员。
在此前提下，我方治下还大兴工商业，还地于民，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士族豪强们对土地兼并的问题。
除此以外，我军还采取了军功制度、退伍制度、抚恤制度，以及新的爵位制度等等。
这让将士们在战场上可以做到舍生忘死，无后顾之忧，从而极大地保障了我军的战斗力。
相比东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我军却是只分为军团，地方上则有都督负责辅兵一事。
这使得军团为正规军，负责镇守边境、征讨四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地方上的辅兵负责维持治安，镇守城池，其中优秀者可补入正规军之中。
此为二级军制，在此前提下，我军甚至可以省却练兵的问题。
政治上，我方以“兴复汉室”为主要目标，除了扶持刘裕在北方复盘大汉以外，我方也在南方征讨不臣。
地方行政上，我方延用州、郡、县三级行政规划，县以下则为乡、亭、里三级。
州中有刺史、都督，分管文武之事；
郡中有太守、都尉；
县中有县令、县尉；
乡有乡正；
亭有亭长；
里有里长。
所谓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十乡一县，十县一郡，五郡一州，如是而已。
由此，原先的南方四州被拆分为了八个州（不包含我方控制下的新徐州和汝南、南阳二郡），总计四十个郡。
人口方面，我方治下有人口三千万，大约占到了如今天下人口的一半。
这个世界在大汉鼎盛之时，人口有大约一亿五千万，现如今加上涌入的外族人口还有大约六千万。
近二十五年（从黄巾之乱算起）来，天下人口损失达到了六成，而这还是算上了这些年来新出生的人口。
也就是说，实际的人口损失达到了至少七成，而这主要存在于北方。
在大汉鼎盛时期，南方的人口就只有大约三千万，占到总人口的二成。
现如今，南方的人口依旧还有大约三千万，几乎没有损失。
这是因为这些年北方流民陆续南迁，从黄巾之乱以来，人口的南迁大概有过五次。
第一次是黄巾之乱时；
第二次是董卓之乱时；
第三次是中原群雄混战时；
第四次是北方冬季延长之后；
第五次是曹魏覆灭之后。
这五次人口迁移使得大量的北方人口流入南方，从而不仅带来了人口的红利，同时也加速了南方的发展。
然而历史上北方的人口一直都是南方的2-4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南方的耕地面积不足，所以导致无法承载太多的人口。
加之，自东汉以来士族豪强对土地兼并的问题就十分严重，这也为我方大兴工商业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因此，我方在经济上以工商业为主，再细分一下的就是以农业、手工业、轻工业、商业为主。
农业方面，我方以粮食、茶叶、桑蚕种植，以及家畜、家禽、鱼虾养殖为主。
手工业方面，我方以制作陶瓷、丝绸、纺织、家具、车驾等为主。
轻工业方面，我方以为军队服务，生产兵器、甲胄、舰船、攻城器械等为主。
商业方面，城市以商贾开设店铺，民间以商队运输货物进行贩卖为主。
种种因素相加，再辅以工商业税收代替农业税收，使得我方的税收收入大大地增加。
以此为基础，保证了还田于民的大政方针，使得百姓们都能有田可耕。
同时，由于人口的增加，更多的耕地也被开垦了出来。
这使得南方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可以接纳更多的流民南下归附，同时也保证了我方在低税下反而拥有了更为充足的粮食保证。
所谓藏富于民，只有让百姓富足，国家才能强大！
加之每年风调雨顺，年年丰收，百姓们家里出产的粮食根本吃不完。
而我方又稳定粮价、物价，百姓们因此都愿意将多余的吃不完的粮食拿出来贩卖，从而给官府收购。
官府用工商业税收来向百姓购粮，用以军用、赈灾，百姓在生活逐渐富足之余也会更加踊跃地参军。
军队兵员越来越多，将士们的战斗力越来越强，从而南征北战打下更多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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